“谢谢你的配合，请把纸给我。”
若平取过纸张。
“这个实验的重要性在哪里?请再看一遍我是如何撕下纸条的。”
他把记事本放到面前，在最上面那张做了个记号，伸出右手，开始进行雷毅做过的动作。
“仔细看，我要用右手撕下便条纸，程序是如何?首先，用大拇指翻起左下纸角，逐渐朝纸背中心部位压去，食指、中指、无名指压住纸张上部;接下来，从纸张左上沿撕起，上述三指与拇指交相施力，施力点不断往右移，也就是由左朝右慢慢将纸撕下。结束后，很自然地五指内屈，将纸张压入掌心。”
他边说边把纸条握入拳中，再打开。
接着若平把三张纸摆放桌上，说：“这是我捏的字条，这张是雷先生的，还有这张是死者的……你们比较一下这三张，有何不同?”
“我知道了，”雷毅沉吟，“你与我撕下并捏起来的那两张纸，有做记号那面是朝外被折起，而江川那张纸是文字朝内被折入。”
“正确，这便是有关纸条的第二个疑点。你们可以试试看，在我前述的那个情境里，要自然、悄声、不被察觉地用右手撕下并将纸条捏入掌心内，百分之九十——甚至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概率，有书写文字那面，也就是与掌心接触那面，必定是朝外。这甚至可说是一般撕下小便条纸并捏起的自然情况。通常在这种情况下，纸张主要从中间部分被折一折捏入掌中，外加一些不规则的皱折。可是我们看看死者写的纸条，却是字朝内被折起!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什么?”唐组长一脸呆滞地复述。
“将上述两个疑点合并起来看，我怀疑这张纸条是基于在‘死前留言的意向’下所书写的。说明白一点，这张纸条并非是死者的死前留言。但是我们知道，笔迹的确是出于死者，那他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呢?这要从我新发现的线索讲起。”
他拿起一旁死者的西装，从胸部内袋掏出一张扁扁的便条纸，说：“这是我在内侧口袋发现的，一张被压在袋底的便条纸，显然是来自这本便条簿。从纸张上面的压痕判断，这本便条簿曾驻留于这个口袋内。很可能是便条簿被放在口袋里时这纸张脱落了，后来江先生拿出簿子又放入时压到了这张纸;也或者是这张纸在口袋外脱落了，江先生暂时把它收进口袋中，后来无意识又放入便条簿……总之是哪一种情况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得到一个事实：江先生曾带着便条簿在身上，而这本簿子是放在西装外套内侧口袋。在这里我们做一个很合理的推测：江先生是否有随身带着便条簿记事的习惯?这是一本携带型便条记事簿……陈先生，向你确认一下我说的对吗?”
陈升呈点点头：“这么一想，江川的确是有这种习惯。”
“其实不必陈先生的确认，我们也大致上也可以推测出来……从纸条内容是由江先生随身钢笔写的这件事实看来，我便怀疑书写这张字条时他人并不在书房内。那这张字条是怎么来的?回头来看一个事实，张先生刚刚坦承他昨晚确实与江先生约好十二点在书房见面——这给了我们什么提示?我想各位都已经猜到了吧，纸条上正是江先生的记事内容，‘张甫明12：00’，人名与会面时间!”
这场演讲好像无止尽似的，若平继续分析：“那这张纸条怎么会跑到死者手上呢?很显然地，这正是咱们这位聪明绝顶的凶手所使用的栽赃诡计。为了嫁祸给无辜的张先生，凶手利用了死者的笔迹来造成死前留言的假象。推论至此，明显地有一个前提必须成立：凶手必须知道这张纸条的存在。首先我们来研究看看，凶手有没有可能知道张先生与江先生在十二点要会面的事实?答案是有。回想一下昨晚晚餐时他们两人最后的对话，江先生说‘重要的是要搞清对与错’，还有建议张先生‘到庭园走走’，我想是暗示稍后到庭园去商谈……没错吧?张先生?”
“是……那时我们就约好十二点再谈。”
“所以在场所有人，只要敏锐一点，或者多事一点，跑到庭园去躲起来偷听并不是没有可能。不过其实凶手知道这场十二点之约与否在整个谋杀环节中并不是十分必要……但我相信他知道，使用纸条嫁祸的诡计本身也透露了凶手‘可能’在庭院偷听到张先生与江先生的十二点之约，才会在看到字条时明了那是记事内容，顺水推舟地用了嫁祸诡计。好，现在我们知道，两人协议好凌晨会晤后，江先生在便条簿里记下了这件事;我们回到先前的问题，凶手要用此纸条陷害张先生，必定要知道这张纸的存在，但便条簿放在西装内侧口袋里，凶手是怎么知道的?我在此先叙述一段你们可能不知道的插曲，但这插曲十分重要：昨晚江先生曾进到2-29号房——那里面堆满杂物——拿取阪井先生要的书籍。那时我与韩小姐刚好在门外，后来因目标箱子被压在其他重物之下，江先生一人搬不动，我就上前帮忙他。江先生便脱下西装放到一旁，与我合力移开箱子。这时女仆通报说有江先生的电话，江先生就托我把书拿给阪井先生，便神色地匆忙离开了。我与韩小姐也随即离开。而那件西装，”若平加重语气，“就一直留在那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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