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见刘处长那样注意桌上的一封普通的信，觉得一定有点门路，便忙改口问道：
“有线索吗?刘处长。”
“嗯，可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刘处长指着桌上的那封信说，“它是抚顺一个姓董的老太太写来的，她说，一次她在火车上曾经看见过一个人，仿佛和死者的年龄、衣着等相似……”
说完把信交给了张明。
“啊!在目前来说，这可真是一个宝贵的线索。”
“先别高兴得过早，小伙子，”刘处长严肃而亲切地说，“这不过仅仅是一点极为渺茫的线索。”
“虽然渺茫，可它是咱们目前仅有的一个线索呀!”张明继续兴致勃勃地说，他也极想知道刘处长对这个仅有、而无疑是重要的线索将如何处理，便急忙问道，“刘处长，咱们要去访问董老太太吗?”
“是啊，看样子是必须再到抚顺去一趟了!”
访问董老太太
这天上午10点，刘处长和张明乘近郊火车从沈阳抵达抚顺。这是一个以燃料和原料生产为主体的重工业城市。它的工业区与市区连接在一起，乍一接触到城市的边缘，就可以看到一排排插入云端的烟囱、高大的厂房和整齐的街道所构成的美丽的画面。
刘处长和张明在公安局招待所安置了住处。
一刻钟以后，市公安局的黄局长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他们。
“老刘，你们可真快呀，说到就到。”黄局长微笑着对刘处长说。
“怎么，出乎意料吗?”刘处长说。
“不，我早就算到了，你一定会来。”
“为什么?”
“董老太太的信呀!”
“算你是个诸葛亮，猜着了。”
黄局长为人既严肃又活泼，就是在最困难的关头也去不掉他的幽默感，刘处长一看到他那种诙谐的神气，就追想到抗日时期同他一起化装摸进鬼子据点的情形。这时两个人谈得很和谐、很自然，张明在旁就像听着两个老人讲故事一样。刘处长除了介绍这件案子的发现经过，半个月来的工作情况及董老太太的检举信件之外，还提出在抚顺的工作期间，请市公安局多多帮助。当刘处长和张明辞别黄局长回到宿舍，已经到了快吃晚饭的时候。
第二天上午，按照原定计划刘处长和张明便出发去访问董老太太。
汽车穿过市内整齐的街道，向西行驶了大约十多公里，便在一片职工住宅区旁的一条宽敞的马路转角处停下，董老太太就住在对面新建的三层楼上。
董老太太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共产党员，在区人民委员会工作;另一个是共青团员，在抚顺矿区A矿当采煤工人，两个儿媳妇一个在银行当会计，一个在橡胶厂做工;她的丈夫在国民党统治时被匪兵抓去修碉堡给折磨死了;老太太还有一个女儿，早已经出嫁了，现住在天津。董老太太现在担任不脱产的街道妇女工作，还是卫生模范。她在一个多月之前曾去天津看望她的女儿，那封检举信提到的事情就是在回来的途中所碰到的。听到公安局关于发动检举铁路旁发现的无名尸体问题，她便写了一封检举信。
这天，老太太正哄着两个孙子在屋里玩耍。她看到两个穿着青棉大衣的陌生客人走了进来，就急忙打发两个孩子到外面去玩，然后笑嘻嘻地来接待客人。
“您好，老大娘!”刘处长首先有礼貌地打招呼。
老太太赶忙答礼让座。刘处长和张明分别坐在靠墙的一张小方桌旁边的两把椅子上。
两个客人自我介绍以后，刘处长就说：“老大娘，您写给公安局的检举信，已经收到了。这次来打搅您，是想详细地打听一下您所知道的当时情况。”
“这是应当的，谈不上打搅。”老太太坐在床边上，客气地回答。同时她稍回忆了一下，便叙述起来。
……
那是在去年12月5日晚上9点钟，在天津车站，董老太太一手提着柳条编织的筐子，一手夹一个白布小包，随着人群登上了从北京开往沈阳的直达快车。
董老太太从来就很热情，过去贫困的日子把她锤炼得很细心，做事情从不马虎大意。她在一间硬席寝车里按照车票的号数找到了自己的乘席。这个卧铺间里共有四个铺位，董老太太是在左侧的上铺。下铺的两个客人是先上的车。这两位客人，一个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子，上身披着黄布棉大衣;一个是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的高个子老头，看来他虽然长得消瘦，但他和青年人同样有精神地谈个不休，听他的口音很像湖南人。那个青年人话虽不多，但说起来很轻快，还不时地发出咯咯笑声。董老太太起初并没有参与他们的谈天，只是简单地相互打了招呼。因为天气晚了和有些疲倦，老太太大体上安置了自己的东西，很快就铺床躺下了。
可是，严冬的夜晚并不能使人一下子睡去，尤其是对于老年人。从倒在下铺的两个人谈话中，老太太听到青年人好像是个转业军人，这次转业到工业建设岗位，山羊胡子老头是从关里来东北探望亲属的，要在中途下车……
列车飞快地奔驰着。
老太太刚要入睡的时候，忽然被车厢走廊传来的吵嚷声惊醒。一个三十来岁的黑脸汉子一颠一跛地向这个卧铺间走来，酒气蒸发出来的肉食没有消化完的腥味愈来愈近。大汉穿着一套蓝色棉布制服，歪戴帽子，嘴里不知道他咕哝些什么话语。在他的后边一个列车员小心翼翼地跟随着。显然，这是一个醉汉，酒精的烈性弄得他昏昏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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