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么回事啊!如果我能就在国内发展，你会不会安心呢?”
“当然安心!”南向东斩钉截铁。
“那好。”龙先生也斩钉截铁。
他决定，自己回国任重庆分公司的总经理，下属各实体由南向东挑选一个负责经营。
南向东接受了这个安排。她选中了蟠龙体育中心。她喜欢运动。
龙先生对安明和三空说：“南向东学的是对外贸易，经营体育中心也在专业范围内。她雄心勃勃，希望做出业绩给社会看看，因此一开始就走上了‘官方路线’。”
南向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这个不仅仅是官员的原因，民性也是原因。早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提出三民主义，浅层动机是推翻封建王朝，深层动机是革除全民族的官本位意识。
但现实是：官员越来越厉害。反正你离了官员的支持，什么事也别想干成。于是只好投靠官员。官员的作用则更大，形成了恶性循环。
南向东对官员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她要尽可能地依靠他们;另一方面她出于对特权的反感，又要捉弄他们。
与丛处长和管局长的关系，最能说明她这种心态。
“她同他们的每一次接触，都要说给我听。我感到这两个男人都对她很倾心了，就警告她不要玩危险的游戏。她却说你不要高看了他们，这些人惯会逢场作戏，不会认真的。”龙先生说。
但是她错了：她只看到官员的厉害，没看到官员的脆弱。官员也是人，也会动感情的，也会有鲁莽之举的。
当丛处长将离婚证拿给南向东看时，她吓坏了，明白自己闯了祸。“她知道丛处长家庭美满，妻子相当不错，料定他不会离婚，所以打赌似的给人家暗示：只要你敢离婚，我就敢如何如何!”
龙先生只能告诉她：不要一口回绝，慢慢与之周旋，待他的心冷却下来之后，告诉他自己打算出国发展，不能在国内结婚。
2月12日，即与丛处长进“最后的晚餐”的前一天，南向东告诉龙先生，丛处长希望同她在明天过个情人节。
“为什么不在2月14日?”龙先生问。
“他说，真正情人节那天再相邀，怕让我为难。大概他认定了我另有情人吧。我说恭敬不如从命，处座说了就是。”
“到哪里去过呢?”
“他说去远郊，到歌乐山新开张的酒楼去。”
龙先生忐忑不安。因为在这之前，丛处长已经有过几次要同南向东“共度良宵”的企图。在北温泉的那次，夜已深，他还赖在她房间里，她说：“处座请回，我要休息了。”他竟然说留下我给你站岗吧，你一个人不害怕吗?至于“你我两人都是自由之身，有什么好怕的”这样的话，用玩笑的口吻，则说了不知多少次了。每一次，她都只有用“民女高攀不上”开玩笑式地搪塞。
既然料定了她有情人，为什么还要一起过情人节，为此还特意提前?这不是将自己摆在“附属情人”的位置上了吗?为了她，不惜家破，能接受这样的位置吗?
再说，情人节这种西方传来的豪华型活动，一般都适合在闹市里的，为什么要远远地跑到清冷的地方去?
越想越不放心，决定：悄悄跟着她。
次日下午，他来到蟠龙体育中心喝茶。5点半，丛处长的车来了，接到南向东后出了中心。龙先生打的士跟随，来到了歌乐山半腰的红坊酒楼。
龙先生决定同南向东保持联系。打她的手机，响了好一阵才接话。她说：“不是没听见。这地方好像只能打进，不能打出。我是走到阳台上跟你说话的。”
他没告诉她自己就在旁边，只是说少喝点儿酒，说话掌握分寸。
她调皮地说我明白，“既不能绝情也不能煽情，嘻嘻嘻!”
他从酒楼的大玻璃窗看进去，感到里面挺大的，而且由于今天是星期六，客人也不少。
于是他悄悄踅进去，选了一处坐下，让丛处长和南向东看不见自己，自己却很容易看见他们。
大约8点钟时，南向东的呼机响了。她拿起手机，同丛处长打了个招呼，就去阳台回话。
这时候龙先生清清楚楚看见：丛处长掏出个小瓶子，向南向东的葡萄酒里倒进了一点儿什么。
他吃了一惊。但多年在美国的生活使他能够从容应付这一类事。他立刻拨打丛处长手机。
丛处长手机响了。他也只有走到另一处阳台去接话。他也被“只能打进不能打出”调开了。
龙先生飞快上前，将两人的杯子调换了。他当然不知道丛处长下的是什么，只是心里说：你自己放的你自己喝吧!
龙先生对安明和三空说：“我熟悉法律，所以敢于这样做。那瓶里即使是毒药，我让他自己喝了，我也无罪——我这个叫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
丛处长因为其实无人通话，所以还较南向东早一点回到座位，但他不知道杯子已换。
两人都喝光了酒，并无异样，龙先生也就放心了。
两天以后，听到丛处长死去的消息，龙先生完全想不到跟那杯葡萄酒有什么关系。
如果龙先生所诉属实，就应该找出丛处长与毒蕈的关系：毒蕈是不是他自己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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