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剧毒的中药，是有严格的管理的。查遍了市内所有的中药铺和药物研究所之类的单位，没有毒蕈的流失。
一切暂时陷入僵局：既不能证明系他人投毒，也不能证明系丛处长自食其果。
在这种情况下龙先生求助于《法制与生活》报，请警方允许南向东解除拘留，改由他自己接受拘留。因为他是“换酒导致中毒”者，南向东一无所知。
安明向苏科长转达这个请求。
没想到苏科长考虑之后，作了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决定：一个也不拘留，全部(包括管局长)监视居住。
从公安局出来，安明同三空在滨江路上走一走。天气晴好，红红的太阳圆润润地浮在半空，嘉陵江给它映出一条粗粗的金链。几只小小渔船在江中游走，灵动得很，因为已经装上了柴油机。划动双桨的诗意时代已经结束。
曾有读者投诉：渔政无力，致使渔民用不合法手段滥捕，江中鱼苗锐减。安明特意采访有关部门及渔民，才明白，渔民将鱼卖给几座水上大酒楼，而水上大酒楼恰恰是分管职能部门的亲友们办的。遂一笑了之。
此时，想起了南向东说的中国的官员权力太大了，得不到约束。“丛处长家里，办公室，还有其他几处可能放置东西的地方都已经仔细搜查过，没有发现与毒蕈有关的任何东西。毒蕈是从哪里来的呢?”三空说，一边将刚买的一瓶啤酒和一袋瓜子递给安明，“你先拿着，我去上厕所。”
安明便独自慢慢走下路基，来到江边。
三空赶来时，安明将啤酒往他怀里一递，说这是你的，自个儿拿去。
三空吓了一跳，差点儿让瓶子滑落在地。安明说怎么啦?
三空笑起来，说：“我在恍惚之间觉得这是一瓶毒药!笑死人!”
“咦——”安明不由得愣住，好一阵不开腔。半晌，她说：“丛处长应该是有帮手的。”
三空想了一想，说：“对了。我们假定他要下毒，那他必须让南向东离开。一般说来，男人不好支使女人去替自己做什么，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另外的人到了时候打电话给她，她只能到阳台上去通话，这样就等于给调开了。”
安明说对，我马上问问南向东。她立刻拨通了南向东的手机。
“请问，2月13日晚上8点左右，你正同丛处长吃饭时，有人呼你，是什么事呀?”
“呃，是问我蟠龙运动中心的业务项目，还有收费情况、优惠条款这些事。我给予了详细的答复。”
“对方是谁?”
“《经济参考报》的记者。我当时想，去年不是举办过新闻界的高尔夫球比赛吗?可能已留下了印象，所以今年他们单位也想举行活动。”
安明对三空说出自己的推测：
丛处长随便拨通一家报社的值班室，请值班记者代问蟠龙运动中心的业务项目及收费细则;值班记者空闲无聊，一般说来乐于代劳。
“举办高尔夫球赛时，南总经理给所有参赛者发有名片。再说，记者都有自己的电话号码簿的。”
“倒是。何况，只要这个记者说不知怎样联系，丛处长换一家就是了。但是，”三空问，“如果记者问你是谁?丛处长怎样回答?”
“这还不好办!随便说市府哪个部门都行啊!”
这个推测的落实并不困难：2月13日，《经济参考报》值班的记者小杜说，晚上7点多钟，市政府办公厅值班人员打来电话，请代问蟠龙业务。“我有点儿奇怪，市政府办公厅怎么要报社帮这种忙。但想到这些事倒也属记者职责，所以呼了南总经理。”
自称办公厅值班人员的，是一个男子。小杜将南总经理所述做了记录。但是，再没有电话打来询问了。
事情已经明白了：呼南向东，仅仅是要她离座。那么，下毒的的确是丛处长本人了。
既然可以假他人之手调虎离山，当然也可以请别人搞到毒蕈。
于是逐一打听：丛处长有没有“中药材管理”这方面的关系?
问到林老师时，有了重大突破：丛处长早年是西南药剂学校学生，不久前还回母校参加过同学会。
了解他所有老同学的情况，发现有六人都“有权处理剧毒中药”。这六人目前分布在四川省所属几个县、市。
这时，林老师主动讲了一个情况：上个月丛处长去了一趟四川北部的通达地区，还捎回当地名特产黑木耳，说是老同学送的。
“他出去了几天，只说出差，没说去哪里，我也不便细问。但看到这些黑木耳，我估计去了那一带。”
那六个老同学中的李建明，就是那地区关口县中药研究所所长。
苏科长亲自去到关口县中药研究所。
李所长一口承认：上个月丛处长出差路过关口县，来看了他，还住了两天。“我开玩笑说，你们不是直辖了吗，还到这里来视察?他说带个摄制组拍点专题片，推动一下旅游业。”
毕业二十余年来，两人从未谋面。不久前回母校参加校庆才相见。同学当中，丛星明算发展得最不错的。尽管读书时两人关系一般，李建明还是热情相邀，说“只怕你走不到我们那山旮旯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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