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这个——”他支吾了一下，也把头伸出窗口去。
我也探头瞧天井，果然看见地上有冰块，污黑而有血迹。显然是凶手把洗血手的水倾倒在窗外，因着天寒而马上结了冰，霍桑又偻着身子，从茶几下拿出一只面盆。
他说：“这里还有个佐证。这盆里还有血污的冰水脚呢。”
汪银林闭紧了嘴不响。霍桑把面盆放在原处，站直了向四周视察。我的目光也模仿着活动。
我不禁失声惊呼：“哎哟!门背后还有一把刀呢!”
霍桑突的旋转了身子，奔过来拉住我。
他说：“别动!这是一件重要的东西，让我来拾。”
他抢到我的前面，走到门房背后，偻着身子，很谨慎地将刀拾起来。汪银林带着诧异的神气走近，我也走过去瞧。刀装着假象牙柄，连柄约摸有七寸光景，刀端尖锐明亮，丝毫没有锈痕。
霍桑说：“这东西是舶来品，似乎是一种裁纸刀，但锋口很尖利，足以杀人。”
我说：“那么，银林兄的见解应得修正一下了。那凶手也许先用刀刺了一刀——也许就在咽喉间。他不是用手扼的。”
银林期期地答道：“不过——不过死者的咽喉间没有刀伤。血是从面部流到颈项上去的。”他又侧过头去，“霍先生，你看刀上有没有血迹?”
霍桑摇头道：“没有。”
“那么这刀不曾用过，死者也许还是被勒毙的。”汪银林仿佛捉住了辩护的根据。
我答辩说：“凶手不是有过洗抹举动吗?刀上的血不是洗不掉的啊。”
汪银林抗议说：“刀要是用过了，又给洗抹过，我想不会再给丢在门背后——”
霍桑挥挥手，说：“别空辩。银林兄，你忙了半天，怎么还没有发现这把刀?”
汪银林红了红脸，答道：“我在这里察验了一会儿尸体，就去通报法院，又和那位夏医官接洽。后来我又回到这里来向房东问话，可是问不出什么端倪。我觉得这案子没有头绪，死的又是个弄笔头的人，报纸上不会不铺张，才不得不来麻烦你们。事实上我还没有在这室中仔细搜查过。”
霍桑对于这勉强卸责的答辩并不反驳。他究竟不是汪银林的上司，只凭着多年的友谊，有时便率直地加以督责。
他又问道：“那么房东告诉你些什么?”
“我问过那楼上姓谢的女主人。据说钱芝山和他们是亲戚——是舅甥。他们都是杭州人。钱芝山因为到上海来读书，就在这里做他的宿舍。他住在这里已经一年多。”
“好。我也想跟这女主人谈谈。你能不能去请伊下来?”
汪银林好像小学生听到了下课的钟声，急急回身往外走。霍桑又小心地一步步走到书桌面前，取了一张硬纸，轻轻地将刀包好，顺手纳在袋中。
他低声向我说：“包朗，这件案子似乎很复杂，汪银林一个人办，也许办不了。”
我点点头，不表示。因为我觉得霍桑的话确是实情。案情既极惨怖，凶手又茫无头绪，若是果真和俞天鹏有关，关系就不小。因为天鹏是著作界上的一个领袖，很得外界的信仰。侦查一个知识分子，不是容易的事，我们的经验上已有深刻的印象——像《活尸》《舞宫魔影》《第二张照》等都是。何况俞天鹏和我还有私交，更不能轻举妄动，那自然比较地更见棘手，霍桑又指着书桌抽屉，向我说：“你瞧抽屉中的各种纸件上丝毫没有血迹，可见那人翻检的时候，他的血手已经洗干净。”
我道：“你想那人所翻检的是什么东西?”
霍桑摇摇头：“我不知道。这里面只是些杂乱的纸，一封信都没有。”他随手翻了一翻，拿出一张没有完篇的钢笔写的稿笺来，念道：“论舞艺……嗯，又是篇色情文字。”他默读了几行，摇摇头，“这种文字只有一种功用，就是戕害青年!真无聊!……嗯，我看他的文句还有些似通非通哩!”
我从他的手里接过来念几句，兴奋地发表我的意见。
“霍桑，你看这样的文笔哪里写得出《爱与仇》?昨夜里他显然是凭空诬陷。”
霍桑没有回答。他的身子突的向地上一匐，忽而失声惊呼：
“哎哟——哼!”
三、一个女子
霍桑的惊呼声音自然要引起我的惊异，可是我还来不及问他，早听到脚步声音，从客堂中进来。霍桑用手把我推开些，他自己却站在距离书桌约摸两码的地位，面向着室门。我虽然抱着疑团，不知道他的惊呼因何而发，可是已不便再问。因为汪银林已引着楼上姓谢的主妇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穿得很彭亨的老年仆妇。
那妇人已是四十开外，但“徐娘虽老，风韵犹存”那两句老调还着实可以移赠。伊的皮色略黄，涂着浓重的香粉，深棕色的眼睛也很活泼。伊的穿着白缎绣花鞋的脚一定是缠过的，此刻虽已解放，走路时仍不大自然。伊的身上穿一件浅灰颜色的羔皮袄，腰身窄小，式样也是那时候上海最流行的，但穿在伊的身上似乎有些不大称配。总之，任何人一望便知伊是一个从旧社会蜕化出来的时髦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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