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场人怕文静不相信，又对文静说：“警察同志，要不咱们现在瞧路过的车子，看看有几辆你能记住车牌号的?”
文静一听，这倒也是个办法，于是她饶有兴趣地和守场人一起试验着记车号。结果过往三辆车，能完全记住牌照号的只有一辆，而且也是走走停停的一辆。而出事时，车速快，天色暗，如果不是特意要去记车号，从某种意义上说，柳倩没有可能记全车号。没有记全，却说得出车号，意欲何为?可以说没有记住，却说记住了，打算求得什么样的结果?
记住车牌号的本身，能够协助警方尽快抓获肇事人，本意也当然是希望警方尽快破案。假如柳倩不是同谋，或者参与其中，这样的本意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文静要假设柳倩不是清白的，那么，柳倩这一做法就显得极不正常，一般而言，极不正常，一定有极不正常的用意，那么，柳倩的用意是什么呢?
一种可能，就是柳倩指认的车子并不是真正肇事的车子，为了某种目的，柳倩采用偷梁换柱手法，企图达到尚不得知的目的。可是警方后来查验了丢弃的车子，从车体上的凹痕和沾在死者衣服上的纤维比对，确认是肇事车辆。
另一种可能，就是为了免除自身嫌疑。她可以让警方找到那辆偷来的桑塔纳，也有把握警方沿着这条线索查不到她的头上。剩下的就是停车次序的嫌疑，于是她利用心理上的常规，与警方做起了游戏，反其道而行之的游戏;没有记住车牌号，正常是正常，但嫌疑犹在，而记住了车牌号，而且记得一字不差，说明她是想协助警方，急于抓到肇事人的，假如她参与其中，她就不会这样做，她现在这样做了，就说明她没有参与其中。
又是柳倩的嫌疑。
“那个小姐命大，差一点儿就一起死了。”守场人自顾自地说。
文静一惊，忙问是怎么回事。
守场人描述说，车开到停车场以后，是柳倩交的停车费，随后与钟新明并肩往候机大厅走，走了没几步，柳情又返身回来，正锁车门时，就出事了。
文静问：“停车场的车子都锁车门吗?”
守场人惊讶地看着文静，表情像是在说，这么简单还要问?
文静也觉得问得不对劲。文静道了谢，便返身往自己的车前走，当手握住门把手时，她突然像是被马蜂蜇了一般一激灵。随后，文静故意让自己的手停留在门把上，只是把头扭过去问守场人：
“你是说小姐回来锁车门时出的事?”
“对呀!”
“小姐的车子停在哪个位置呢?”
守场人想了想说：“就在你的车子那儿。”
文静笑了起来。
柳倩当时背对着种新明，她是听见撞击的声音才扭过头来看的，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假如她正面面对钟新明，记住车号是可能的话，那么，背对着就根本不可能一字不差地记下完整的车牌号。
她想起丘敏说过，杨奇出事那天晚上，曾对丘敏说是有人约他出去，而约杨奇出去的人假如是柳倩，那就顺理成章了。约到石小路，用杀死钟新明的方法杀死杨奇，这太有可能了。
柳倩的嫌疑越来越大了。
但此时的文静，没有丝毫的兴奋，反倒涌出深深的忧虑。凭她的经验猜测，这时，虽然柳倩的嫌疑几近铁证如山，但要找到其人，可能是难上加难。
四
文静的忧虑被验证了。
柳倩失踪了。
得知钟新明出事后，凯瑟琳公司立即作出反应，停止一切业务，封存账目，等专人来重庆处理撤销代办处事宜，并指定财务负责人暂代钟新明职位。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柳倩没有来，谁也找不到她，不管用何种方式。
柳倩的失踪，证明她十有八九参与了谋杀。可是没有任何证据，只有许多疑点，多得让人相信嫌疑人非她莫属，可惜就是没有证据。
柳倩是不是主谋，目前难以认定，但至少她参与了谋划。
柳倩因其秘书工作的便利，得知钟新明具体的出行时间，然后充当谋划的实施人之一。从事件发生的情形推断，她的任务就是制造出钟新明被车撞击的条件，这对她而言，易如反掌。
柳倩作为秘书开车去接钟新明，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到了机场，她按事先的计划没有在候机大厅右出入口处停车，这同样是必需的，也同样是自然的。事后她可以解释说，这是为了帮钟新明提行李，尽管没有什么行李可帮着提的，而这样的解释是不会有人提出怀疑的。接下来就是设法让钟新明独行到候机大厅，柳倩不会冒自己也被撞的风险。那辆墨绿色的桑塔纳伺机而动，它也许是跟在钟新明的车后面来的，也许是提前等候在机场，是哪一种并不关键，关键是一旦钟新明走上了停车场与候机大厅之间的车道，桑塔纳必须全速冲上去，火候要精确，稍早或稍晚，钟新明还没有走上车道，或者走近入口，车的冲击路线就会曲折，曲折就会影响速度，一则容易引起钟新明的警觉而闪避;二则撞击可能就不是致命的。事成后，肇事车疾驶而去，选择合适的地点把车丢弃。柳倩则用记车牌号的方式，诱使警方对她判断失误，其实她仅仅是求得一时的失误，寻求暂时的保全，她需要时间，需要时间继续对付杨奇和丘敏。真正撞死这两人后，她可以一走了之，也就不在乎警方对她的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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