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见这样谈下去终是一事无成，便直按问起丘敏这次来重庆的始末。丘敏说是接到杨奇的电话，约好过来为钟新明送葬的。
“请你们来，实际上是钟新明提出来的?”
“是他。”
“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据杨奇讲，是钟新明的秘书打电话向杨奇转告的。”
“但秘书没有给你打电话?”
“秘书说钟新明说出杨奇的名字就断气了。”
“你这是听杨奇说的，还是听秘书说的?”
“听杨奇说的。”
“钟新明的秘书叫什么你知道吗?”
“知道，我还见过，叫柳倩。”
文静的第二步，是要调出钟新明与杨奇的事故报告看一看，然后再去出事的地方转一转，她是想尽可能地排除一切偶然性，假如偶然性排除了，谋杀的可能就凸显出来。
第二天早晨，文静起了个大早，驱车直奔江北机场。
江北机场候机大厅共有三个出入口，中间的那个，也是最宽敞的那个，一般都关闭，只留左右两边两个出入口。从习惯而言，乘飞机的大都从右边出入口进入，因为一系列的登机手续都是在大厅这一侧办理。左边一侧实际上是下飞机后的出口。
从材料上得知，那天钟新明是来乘机去北京的，那么，惯常的次序应该是送他的车子先停在右出入口，待他下车后，再开到正对中间大门的停车场，文静坐在车里，看见不少的旅客都是依照如此的顺序行事的。假如钟新明那天也是如此，那车祸发生的可能性等于零，下车跨出三四步的距离，他就可以进入候机大厅，离开车行范围。可是那天偏偏次序变了，送他的车子没有在右出入口处停下来，而是径直开到了停车场。他下车后，进入候机大厅，必须经过停车场与大厅之间宽约五米的车道，于是那辆墨绿色的桑塔纳全速冲了过来，碾死了钟新明。
单就这种停车先后次序而言，偶然性极大，可是若联系杨奇的死，和丘敏差一点儿死的事件，这种次序的改变就有了另外一种可能。
要是钟新明自己开的车，偶然性要大得多，可是那天是别人开的车，是代办处的秘书柳倩，于是偶然性与有意性就差不多一样大了。可是如何排除次序的偶然性呢?
文静还没有见到柳情，不知道这种次序的改变，是钟新明的意思，还是柳倩的意思，或者纯粹出于下意识，两个人都没有在意怎么没有在右出入口处停车?
尽管没有见到柳倩，但文静可以猜到，即使向柳倩问起次序的事情，不管她怎么说，也无法判断是真还是假，因为钟新明已经死了。所以，只能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次序问题。
那辆墨绿色的桑塔纳显然是有意而为，撞击钟新明是事先预谋好了的。如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刚才那个次序问题，似乎容易一些。预谋者计划在机场撞死钟新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许多事情做起来轻而易举。比如说知道钟新明乘坐航班的时间，钟新明出现在机场的时间，肇事车辆的准备，想必不难，因为钟新明的这些活动都是公开的。可是有一个步骤，预谋人是如何计划的呢?假如钟新明停车次序没有改变，撞他的车子不可能闯进大厅吧?也许钟新明乘飞机时，停车的次序历来如此，可是历来如此是靠不住的，一个人的生活习性，总会有些历来如此的做法，但历来如此并非一定如此，就这一点，文静不相信预谋者会忽略。预谋者不是那类得着机会就下手的运气主义者，而是精确计算者，因此，为了达到目的，他一定会设法让钟新明也按照他的计划表行事。对了，真可能是如此，次序是替钟新明安排好的，使得钟新明有一个被撞击的条件与机会。
柳倩有嫌疑?
文静默想了一下接受调查时柳倩对事件的描述。这时，车窗外有人晃动着什么，文静定神一看，是一面橘红色的小旗，她连忙摇下车窗，这才知道是停车场的守场人，收停车费来了。文静心里一动，下车交过费后.又拿出警官证请守场人看了一下，便问起前些天撞人的事。
守场人打量了一下文静，不太高兴地说：“又来了，没完没了的，我说记不住车牌号，怎么就不相信呢?”
文静一时不知话意为何，只好说：“请你再想想吧?”
“车子开得飞快，开车的人长什么样都看不清楚，别说车牌号了。”
“开车的人是男是女呀?”
“男的吧，看不清楚。”
柳倩不仅记住了车号，而且五位数字一个不差。不是文静多疑，而是有些不可思议。事情是在刹那间发生的，车子扬尘而去，且不说车牌做些伪装，诸如用物遮盖，就是不做伪装，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记住车牌号，实属不易，更不用说记得一字不差。
假如柳倩说没有记住车牌号，或者说只记住了其中几个数字，可信度要高得多，可是为什么柳倩坚持说记住了，而且后来证实确实如此，是偶然还是有意?若偶然，即使真的记住了，也许会说没有记住，减少可能因此而来的麻烦，若有意，即参与预谋，出于避嫌的本能，她也应该说没有记住，没有记住对她而言有百利却无一害，可是为什么她说记住了，记得清清楚楚，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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