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施桂也坐下来。他不肯，依旧站着。这老人给霍桑服务了大半生。一直是忠心耿耿的，而且有时候他也会参加探案，像“沾泥花”一案里，他也是一个重要分子。此刻他虽已六十左右了，但是脑袋还很清楚。
“有客人来过吗?”我烧了一支烟，又提出另一个问题。
“也没有——唔，今天没有。昨天有客人来过，有两个，在饭后两点钟光景。”
“谁?你认识吗?”
“一个是自新医院的何院长。还有一个我没有见过，是个穿白西装的少年，个子很高，黑皮肤，高额角，有两条浓眉毛——”
我挥挥手，表示我已经知道了这个人是谁，施桂就不再描摹。这少年明明是岑纪璋。他昨天和何乃时一起到过这里来，一定为着顾玲玲的事。施桂知趣地又补充一句。
他说：“何院长是霍先生邀请来的。因为昨天下午饭时候，他曾打电话到医院里去。”
我点点头。我相信他约何乃时是次要，纪璋才是要会见的主要人物;同时可以证明霍桑并没有漠视孟飞转报的老许所供的情报。他所以不在顾家里查究，一定是他表示过的只怕打草惊蛇，有所顾忌。进一步推想，他所以约这师生俩当面会谈，显然有什么疑难问题，不能不取得我们那位老朋友的谅解。那么，岑纪璋果真是这案中的主犯吗?
我告诉施桂，顾玲玲的案子盘踞在我的心头，我急于要知道些端倪。
我又问：“施桂，你可曾听到他们谈些什么?”
施桂皱皱眉，抱歉似的说：“没有——他们是关上了门谈的。”他顿一顿，又说：“我觉得他们谈的事好像很严重。”
我忙道：“喔，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听到何院长有一次发火那么地提高声音。”
“是争吵吗?”
“我——我说不出来。”
“两个人高声，还是他一个人?”
“唔，只听到何院长一个人的声音。”
我默默地吐吸两口烟。谈话间会使何乃时发火，施桂的猜想也许也不会错。霍桑也许指定了纪璋的罪行，何乃时还是固执地袒护他，因此才发火吗?
我再问：“他们谈了多少时候?”
施桂追想了一下，才说：“唔，很长久。我想想看，他们出去时候快近四点钟了。”
谈话延续到近两个钟点，严重性已是不言而喻。但是这样一回谈话，霍桑怎么不让我参与?莫非他顾虑着何乃时的面子，故意采取秘密的方式吗?
“他们临走时的情形怎么样?愉快呢，还是不欢而散?”
施桂摇摇头：“这个——这个我也说不出。不过愉快似乎谈不到。我看见何院长沉着脸，独个儿上他的汽车，那个青年人低头皱眉，脸上出过汗，又像含羞，又像懊恼。他是坐三轮车走的。”
“霍先生没有送他们出去?”
“送的，到办公室门口，没有出大门。”
“分手时候彼此可有什么话?”
“没有。”
“大家都是冷冰冰的?”
“唔，可以这样说。”
二十二、一种有刺激性的行动
一度小小的静默。我的侧面刺探的方法不能算没有效果，至少我已经看到这一回谈话的输赢。施桂也像很同情我，在并不内疚的限度内，尽量供给我各种情报。他又自动地提出一件事。
他说：“包先生，我记起来了。那青年来的时候，比何院长迟了一步。我开门他进来时，看见他挟着一个小纸包，那是用新闻纸包的，有这么大小。”他用手势表演那纸包的尺寸，约有一尺多长，三四寸直径。“可是他走的时候，没有把纸包带出去。”
“哎，那么纸包一定留在这里了。”
“是，大概如此。”
“你看见这纸包的内容没有?”
“没有。那是什么软东西，像衣服之类。”
我向室中四周瞧了一遍：“你不知道这东西藏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客人们去了以后，我进来打扫过，不看见这东西。”他的眼光移转到壁角间那只漆色有些剥落的大铁箱。“也许霍先生已经把它锁在这铁箱里了。”
我也瞧瞧那铁箱，又瞧瞧书桌。桌上堆着好几本书，中文、西文的都有，但没有纸包。我静默地思索。纸包里是什么东西，我当然想知道，但是好奇心的发展应得有限度。譬如锁着的抽屉，或是霍桑个人的文件，我在得到他的允许之前，从不会私自翻动过。现在东西既然锁在箱里，即使钥匙在施桂手里，我也不便叫他开箱，而且我知道施桂也不一定会答应我。
我再问施桂霍桑昨夜出去的情形。他说霍桑出去时已近十点钟，而且换了一身黑色衣服走的。回来时将近上午五点钟，神情上似乎很疲乏。他不说一句话，吃了一些饼干又喝了一杯开水，就上楼去睡。直到下午一点半，他才下楼，连他每日清早的户外运动也放弃了。他吃了些过时膳，看了两小时书，又匆匆出去，还是上夜里穿的那件黑衣服。
霍桑的行径真有些难揣度。他究竟在忙些什么?如果我所料想的不虚，他已经证实了岑纪璋的罪行，为什么再干这种不可思议的夜行工作?难道玲玲的几个外面朋友还不能完全除外吗?或是屋子里的仆人们，他还得个别侦查吗?
52书库推荐浏览： 任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