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进卧室时，一个警署里的医生正偻着身子，在床面前察验尸体。尸体遮蔽了，我的视线才得趁空溜到别处去。霍桑走近汪银林，轻轻地告诉他何乃时请托我们的经过。何乃时却注视着床上。
死者的面貌和照片上的截然不同。脸形是长长的，下颊像比一般女子阔一些，高鼻梁，突颧骨阔嘴唇，两条细长的眉和嘴唇上的猩红都是流行的人工美。伊有一双包眼睛，只留一条隙缝，眼珠却看不出。有人说，女子的面貌的美，眼珠是重要的基点。这女子的眼珠既然看不见，伊的美丽自然也难于评定。其实单就伊的面部的结构而论，美的条件似乎就欠缺些。伊的身上穿一身淡绯色印度绸睡衣裤，肌肉很丰腴，身底下是一条簇新的台湾细席，身旁有一条雪白的绸夹被。伊的右手指上有一枚钻石戒，钻石相当大，赤裸的足踝上戴着一副黄金的脚镣形的脚镯。
我站在那检验的李医官的背后，看了好一会儿，却不看见任何伤痕和血迹。伊既然是被人谋害的，难道谋杀的工具是毒药?
霍桑和我并肩地站着，汪银林和何乃时更在我们的后面。霍桑也默默地在瞧尸体，脸色沉静，没有任何表示。
李医官抬起了身子，旋转来。他的检验工作显然已告一段落。他不但认识霍桑，也认识何乃时，不过这时候也只彼此点点头。
霍桑说：“李医官，致命伤在头顶上，是不是?”
医官答道：“是，脑膜已经碎裂，可是流血并不多。”
很惭愧，我的观察力还是不充分。这女子是给敲碎了头骨致死的。伊的蓬松的头发掩护了致命的伤痕，我是没有看出来。其实流血虽不多，在我再度察看的时候，发根里隐隐的血块，我也看到了。
我禁不住问一句。“凶器是什么?不会是手枪吧?”
汪银林接口道：“不是，是一块石头。”他随手指一指靠壁的一只红木半桌。
半桌上有一块横倒的灵璧石，石的分量看上去很重，虽不怎样玲珑透剔，但锐角不少，在头顶上尽足以致命。霍桑走进去，用手指的指爪在石角上弹一弹，发出铮铮的金属声。
霍桑道：“用这样的凶器行凶，在我的经验中还是第一次。”
“真奇怪!”何乃时在我的背后插一句。
李医官说：“这石的锐角很犀利，只要从上面下地坠落下来，也足够结束一个人的性命。”
霍桑问道：“李医官，尸体的僵硬程度怎样?”
李医官用手摸摸他的唇上的短髭，思索地说：“僵硬还没伸展到腿部和脚部，一般地说，尸体的僵硬的全部完成，大概需要十二个小时。从现状估量起来，这女人死的时间大概在八小时左右。”
霍桑点点头。我看着手笔，九点三十五。如果照八小时计算，发案的时间在上午一时半光景。何乃时本来是答应不说话的，这时候他好像有些耐不住。
他问道：“康明兄，尸体上没有其他伤痕吗?”
李医官摇摇头：“没有!我已经查过一遍，连抓痕之类的挣扎情形都没有。”
医官走到靠窗的一只长椅上去，收拾他的皮包，随即提着皮包，向银林打招呼：
“汪科长，没有事了吧?我走了。”
“费心，再会。”汪银林应一句。
李医官又简单地向室中的几个人点点头，自顾自走出去。那探员孟飞替他开了门，又随手关上，照旧站在门口。
我向着卧室仔细地瞧了一周。除了那只旧单人床是红木质以外，其他的梳妆木，式样陈旧而笨重。靠窗有一只新式弹簧的丝绒长椅，但那绒也褪了色。一只雕镂的半桌是乌木的，桌上摆着一个白地蓝花的花瓶和那块卧倒的灵璧石，石的基座遗在一旁，倒是老红木的。半桌底下有一个铜绿斑斓的诸葛鼓，像是一种古董。总之，这室中的陈设布置近乎不伦不类，不像是个有钱人家的闺房。尤其不相称的，死者显然是个极端摩登的所谓“新”女性，睡在这样一间卧室中，在协调上差得相当远。因为那女子的一件舶来纱镂孔苹果绿的旗袍丢在一只床边的椅子上，一双镂花高跟的白麂皮鞋也留在床面前，都足以显示死者生前在装扮上绝不含糊。
霍桑站在半桌边，在察看那特殊的凶器。
他说：“要从这块石头上找指印大概是不可能了。”
汪银林道：“当然不。石的凹凸太多，没有一方寸平面，当然不可能留指印。”他顿一顿。“刚才我把东西从床上移到这半桌上时，我也用手巾衬住特别小心，可是没有用。我已经用放大镜察验过，完全瞧不出什么。”
霍桑问道：“石头本来在床上的什么地方?”
“就在死者的枕头边——这里。”他指一指那雪白的软枕。
霍桑点点头：“你可知道这案子最初发现的情形怎么样?”
汪银林说：“第一个发现的是一个男仆，叫老许，第二个是个少年医生，叫岑纪璋。回头你不妨直接问他们。”
“那么你们怎样得信的?”
“我们署里得信的时候是今天上午七点不到光景。打电话报告的是死者的哥哥大荣。电话是打到普陀区署里去的。解署长一得消息，马上派孟飞来——”他指一指站在门口的西装探员。“赶到这里来。解署长随后也来了。他们查看了一会儿，又问了几句话，觉得事情太复杂，就报告到总局去。不到半个钟头，有个顾声扬律师赶到总局里去看局长，提供了不少意见。局长叫人从你那边把我找回去，就为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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