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怎么样?”
“保护得很好。不过没有留下任何物件。凶手的足迹已被大雪掩盖，警犬只追到一个拐角处就寻不到踪迹了。”黄局长最后补充说，“看来，这个案子事先敌人是有计划有准备进行的，凶手显然也是一个老手，干得很干净。”
刘处长寻思了一会儿后，又问道：
“他妻子这会儿在什么地方?”
“一同到医院去了。”
简单地交谈之后，刘处长在黄局长的陪同下，便同张明仔细地查看了现场，又听了民警的详细报告，询问了一些问题之后，便坐车向医院赶去。
他们来到医院时，孙发贤头包扎着白布，躺在病床上，仍然昏迷不醒。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满面忧伤地坐在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刘处长猜道：这一定是他的妻子，便命张明打听明白，然后把她请到一间无人的办公室里，向她仔细地问起事情的经过。
她满腹冤情地把方才向黄局长讲述的情况又重述了一遍。但是最后她说，她并不知道叫门的人是谁，更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害。刘处长为了寻找线索，便耐心地问道：
“请您讲讲，经常与您丈夫来往的都有些什么人?”
“他过去虽然是个手脚不干净的人，”她说，“不过，他自从劳改队里出来倒是很守本分，从来没有跟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来往过。”
“他连比较接近的朋友也没有吗?”
“啊，那倒有一个，是在一起干活的一个汽车司机，”她想了想说，“不过他也算不了什么朋友，只是到我们家里来过几次。”
“他叫什么名字?”
“裴原。”她说，“这个人倒是挺和气，每次来我家时都给孩子们买些吃食和玩具。……可是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和老孙谈话时总要背着我小声嘀咕……”
孙妻在刘处长的启发下，用了大半天的工夫详细地介绍了她所知道的关于裴原的情况。
“好吧，咱们今天就谈到这吧，谢谢您。”刘处长在她讲述完之后，起身说道，“咱们的谈话，请您一定不要与旁人提起。”
刘处长与孙妻谈完话之后，便去访问负责主治孙发贤的杨大夫。
杨大夫年纪有四十多岁，中等个，四方脸，头上稍有些秃顶。据说，他在这个医院已经服务了将近二十年。因为他为人一向心直忠厚，工作热心负责，所以常常得到广大患者的赞扬，同事们对他也非常尊敬。
杨大夫刚从孙发贤病房回到医务室，刘处长便推门走了进来，他向医生出示了证明之后，便说：“杨大夫，我想现在单独同您谈谈可以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杨大夫很热情地回答说，同时便起身把他让到了里间比较肃静的屋子，然后便谈了起来。刘处长向医生询问了孙发贤的伤势之后说道：
“杨大夫，我们希望您能设法把他医好，他的家属有这种请求，在侦查工作上也有这种请求。”
“既然如此，我一定尽力而为。”杨大夫诚挚地表示说。
“谢谢。”刘处长满意地表示，“另外，还有一点请求：明天一早我们要派一个同志到这来工作，希望您能给予一些帮助……关于孙发贤的消息，对外希望暂时要严加封锁。”
“好吧，您的请求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大力协助。”杨大夫慷慨地表示。
“谢谢，麻烦您啦，再见!”
刘处长起身与杨大夫握手告别。
当刘处长与张明回到宿舍的时候，已是早上3点钟了。他们虽然很疲惫，但并没有马上去睡。因为孙发贤被暗害一事，使得事情异乎寻常地更加复杂化了，必须要马上判断清楚它的性质及与火车上那个案件的关系，以便不失时机地展开下一步的工作。
他们经过一番思考、研究和争论，最后刘处长断定：孙发贤被害是一件政治性的凶杀案，并且和无名尸体案件有直接关系。他对张明说：
“现在问题很明显，我们要寻找的那个敌人就在抚顺，并且很可能他已经察觉了我们的行动。”
“您认为谋害孙发贤的就是他吗?”
“我想至少是他们那一伙的。”刘处长蛮有把握地回答说，“当然，这还需要让事实来证明。”
“这么说，敌人并不是一个而是一窝了?”张明问道。
“是的。”刘处长说着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前。从桌上拿起烟盒点燃了一支烟，重新坐到沙发上继续说道，“根据最近公安部的情报，敌人派到抚顺来是一个特务小组，直接受暗藏在北京的一个特务组织指挥。现在从这里所发生的事情看来，证明了这个情报是准确的。”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暗杀孙发贤呢?”张明继续提问。
“因为孙发贤曾经与火车上的被害者同过车，估计他一定是知道敌人的某些机密，所以敌人在他还未来得及揭发之前就把他杀掉，以图灭口。”
“难道敌人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去访问孙发贤吗?”
“我想是知道了。”
“这怎么会可能呢?我曾经跟王云同志谈过，我们找孙谈话的事情要秘密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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