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可是我看董老太太是个好人。”张明补充了一句。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首先要顺着孙发贤这个线索追查下去。”刘处长坚定地说。
“您认为孙发贤就是本案的凶手吗?”张明迫不及待地插问了一句。
“现在下这样的结论尚早，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充分的根据。”刘处长说，“不过，我认为孙发贤这个人的确有抓紧调查的必要，特别他是目前我们仅有的一条线索……”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张明按照自己的理解说，“他过去曾是一个盗窃犯，才出狱不久，最近又情绪不安，喝大酒、出事故，还同来历不明的人厮混，这个人确实十分可疑。”
刘处长沉思了一会儿说：
“明天一早我们就给唐山市公安局发一封电报，请他们查查孙发贤这次回家的情形……”
“事情可真复杂啊!”张明不是在抱怨，而是认真地在考虑刘处长提出的问题。
“是呀，同看不到的敌人作斗争，就是复杂的事情。用你的话说，这可没有在部队打仗痛快，但是经过我们坚强地斗争，最后击败了敌人，到那时候你的感受会比在前方打了一个歼灭战还要痛快得多。”刘处长站起来，关切地说，“今天太晚了，你先去睡吧，我还要拟一个向何厅长报告的电报稿子，明早一起发。”
“您也该休息了!”张明也以关怀的心情催促着首长。
他一直等到首长办完事情，才入睡。
又一件凶杀案
刘处长给何厅长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我们访问过了董老太太和A矿第二坑党组织，他们介绍了很多宝贵的情况……您还记得吧：从死者身上发现的那张车票，是1953年12月5日32次京—沈快车，卧铺号是第五节车厢，第七号卧铺间，老太太也恰是坐的同车同卧铺间，另外她看到的那个穿黄大衣的青年人的年龄、身高、衣着也完全和死者情况相似，并且她还证明了：穿黄大衣的青年人很可能是在绥中县一带就“失踪”了……因此，现在可以断定，死者就是董老太太在火车上所看见的那个穿黄大衣的青年人。至于这个青年人又是什么人，目前尚无一点线索。不过，我们根据作案的手段来判断，凶手是与死者同一卧铺间的可能性极大。因此，我们决定顺着这个线索追查下去。……
近日来，刘处长同张明对大汉孙发贤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但是并未发现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他是火车上的凶手。
这天下午，刘处长与张明刚从A矿第二坑回来，正在翻阅第二坑汽车司机裴原的档案，市公安局一位女译电员送来了一封电报。刘处长连忙拆开一看，原来是唐山市公安局关于协助调查孙发贤情况的复电。内称：
抚顺市公安局转刘文忠同志：
侦字250号来电收悉。关于孙发贤探亲一事，经调查结果，与来电所述情况完全符合，并未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此复。
唐山市公安局
1954年1月12日
刘处长看完随即把电报交给了张明。张明很快看完，便对刘处长说道：
“看来，他确实不是火车上的凶手了。”
“是呀。”刘处长说，“不过，我们要尽快地搞清楚：他探亲回来以后为什么思想上表现不安，还有他在火车上所见到的情况。这对我们会是很有用的。”
“这么说，你看我们是否可以找他谈谈?”张明问道。
“不仅可以，而且势在必行。”刘处长肯定地回答说，同时吩咐道，“你马上就跟王云同志联系一下，明天咱们就去找孙发贤谈。”
深夜。皑皑的鹅毛大雪满天飞舞。街上早已断了行人。公安局招待所的一间屋子里仍然亮着灯光，这是刘处长和张明还在紧张地工作着。刘处长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份文件，张明伏在桌子上在抄写刘处长第一次给何厅长的工作报告。
屋子里寂静无声。
突然，桌上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室内的沉静，它响得那样清脆而急促，仿佛要告急似的。
张明迅速地拿起话筒，说了两句话，马上就交给了刘处长。
“文忠同志吗?”电话里传出了公安局黄局长急促的声音。
“啊，是呀。”刘处长回答着，“啊?被杀了?……嗯，好，我马上就去。”
刘处长的脸上立时现出十分惊疑的样子，眉头紧锁。当他放下电话时，便对张明急促地说道：
“张明，孙发贤方才在家里被人暗杀了，咱们马上出发。”
不一会儿，他们便赶到了现场。
黄局长已先一步来到这里。他正在向民警询问情况。见刘处长来了，他便走过来打招呼，并介绍说：
“人还活着。头部被器械击成了重伤，我们已经把他送到矿务局医院去了……”
“知道事情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吗?”刘处长插问道。
“孙发贤的妻子到派出所去报告的时间是23点55分。”黄局长答道，“据她说，大约在11点钟时，外边有人敲门，她从睡梦中被惊醒，见丈夫还未睡，独坐在一把椅子上发呆，她就让他出去看看是谁叩门。起初他不愿出去，后来门叩得紧了他就出去了，可是过了约半个小时还不见他回来，她不放心，也起身走了出去，这时在门前便发现了他不省人事地躺在雪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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