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七张纸条上所写的内容、形式和提法等看来，很显然，这不是搜集的情报综合，而是军械实验站的原报告的抄本。
为了破获这一极其重要的案件，上级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张祖。第二天，张祖便来到了这里。
军械实验站站长看过这七张纸条以后，情绪异常不安。他很惊慌地说：“难道在我们这样严格的保密制度和高度警惕的空气下，能让间谍分子将实验成效资料偷去吗?”
“事实证明，他们不但搞到了原材料，而且他们还依照原材料，抄缮了副本。”张祖严肃地说，“好吧，我们想一想怎样把这件事查清吧……你是不是可以把那份实验成效原材料拿来看一下?”
站长走进了办公室的内间，开开装配有极复杂的钥匙的保险柜，取出了一份打字机复印的材料。张祖仔细地把七张纸条上所列举的内容与原实验成效材料作了很周密的校对。校对结果：实验效能的前一部分一字不差，后一部分仅有一两个错字。特别使张祖注意的是，第七张纸条所写字句的结束非常突然，甚至连一句话都没写完;而原材料上最后的一个部分，小纸条上简直就没有写。
“站长同志，请你谈谈这个射击武器实验的全部经过和草拟这份成效材料的人员，还有这材料用打字机打了几份?打字员是谁?……”张祖一连串地向站长发问。
“那天，是7月9日。在场实验的人员，有我和设计师以及两个技术员，共四人。实验地点在本站实验场。请你看看，”站长从办公桌的抽屉中取出了一张图纸指着说，“我们的实验场是在实验站的中心，四面都有高约四公尺以上的围墙，且有警卫，除了规定的实验人员出入外，任何人不得进入实验场内。7月11日，由我亲自草拟这个实验成效材料，然后交给打字员谢芳，只打了一份，就是这份材料。”站长指着放在侦查科科长面前的那份材料说，“以后，这份材料一直在我的保险柜里保存着。”
站长所谈的情况证明，特务获得这一重要情报，不是在此种武器进行实验时获得的，因为，即使让间谍分子实际参加7月9日上午12时至下午2时的实验，他也不能把实验成效材料写得同站长所拟的成效材料完全相同。显然，他们是从窃取这个材料的原本或草本开始的。当然，不用说，他们已经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实验站了。
接着，张祖同站长一同会见了设计师及两个技术员，从他们的谈话中，更证实了这个论断。对于这个秘密的文件，他们只在讨论的时候听过一次，从来也没有作过记录。张祖又会见了打字员谢芳。打字室是在站长办公室对门的一个不大的房间里，谢芳正在打一件机密的文件。
“我想请你谈谈，关于○○二六号××射击武器实验成效材料打印时的情况。”张祖态度和蔼地说。
“关于这个，啊!我查一下，”她翻开一本盖有“机密”长章的本子，“是7月11日上午10时收，12时送出，共一份。”
“关于打一份的事，我亲眼看见，因为那天我急着要这份材料，我曾经坐在打字机旁等了将近两个钟头。这一点是不用怀疑的。”当他们走出了打字室的门后，站长对侦查科长说。
三
第二天，张祖整整花费了一天的时间同站长、设计师和技术人员、打字员作了一次更为深入的个别谈话。谈话的内容先是拉得很远，然后才谈到他所需要的话题上。但是，尽管谈得仔细，却并没有获得什么满意的材料和线索。
他怀着懊丧的心情，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点起他那黑而光亮的大烟斗，不住地吸着。他紧皱着眉头，不时地用左手抚摸前额，有时又蓦地离开自己的座位，在室内大步地踱来踱去。他在苦苦地思索。
张祖在侦查审理这个案件以前，曾经审理过很多间谍窃取情报的复杂疑难的特工案件。那些案件充分说明了敌人的狡猾。还是一年以前的事吧，有一个狡猾的间谍分子，为了获得我们某一个经济机关的重要情报，他并没有直接地钻入这个经济机关的保险柜，也没有派遣间谍打进这个机关充当工作人员。他只是装成一个上班下班的工人，经常由这个机关门口的公共汽车站上车，陪送着这些工作人员坐几站。或者他只是在公园里像一般的游客一样，跟着他要跟的人散步。或者他在公共的饭厅里，像平常的主顾一样，和他感兴趣的人们在一张桌上用餐。或者他穿上红色的短裤和他所“喜欢”的工作人员进行球赛或其他运动。在这些异常平凡的活动和接触中，这个老奸巨猾的敌人，伸长了耳朵，细细地窃听着每一个工作人员所谈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后汇在一起，加以分析、研究，最后便成了最确切的情报。
还有的混入电话间充当电话员，或者充当我们机关的勤杂人员，以及在至亲好友处探听……
难道敌人窃取情报只采取这些手段吗?他的思路又自然地回到了这件棘手的案件上。
这份机密的材料，特务是用什么方法窃取的呢?从实验室看门警的严格和工作人员的警惕程度看来，一个陌生的人想混进实验站偷走材料是不太可能的。即使混进实验站，他又怎样知道这份材料的放置地点呢?即使知道这份材料放置在站长的保险柜里，又从什么地方获得钥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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