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忆起临别时的告诫：“路百通究竟是老鬼，他说大陆上的情况跟五年前大不相同，这完全对。‘接触一个人，说一句话，也得随处留神。’这话也该是千真万确的。要是不看清对象，随便乱来，那准会讨苦吃。”
第二天天明时分，火车到达株洲，那两个工人下车了。这才使贡尚烈舒了一口气，心头感到轻松了许多。接替铺位的是一男一女，年纪都在60开外，像是夫妻俩。从那男子的服装和神气上估量，像是干教书工作的。贡尚烈看了他那庄重而静默的外貌，不但不敢再企图弄情报，连正面看也缺乏勇气。这两个人是由一个脸上有些雀斑的年轻列车员送进来的，他还搀扶着那老妇人，像孙儿照顾祖母似的，不过临退出时，他向贡尚烈看了一眼，眼光似乎有些特别。
火车在鹰潭站停靠时，天色又快暗下来了。这时，车站的站台上，忽然发生一件事。
一个年轻的列车员，左手搀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约莫六七岁，一个女的还小一些——右手里提着一只竹网篮和一个包袱，站在站台上，昂起了头，直着嗓门在叫喊。
“王玉如同志，王玉如同志，你的孩子在这儿……王玉如同志，你的孩子在这儿……”
贡尚烈给这喊声打动了，把头探出玻璃窗去，挤在那早在观看的老妇人的旁边，靠着窗口瞧。
站台上，人们在忙着下车上车，有些乱哄哄，灯光也不太亮。列车员的呼喊没回音，但是他还是喊下去。
“王玉如同志，你的孩子……”
这时，一个中年女人从人群中挤出来，一直奔到列车员跟前。
“妈妈!妈妈!”
两个孩子同时嚷起来，都挣脱了列车员的手，向女人扑过去。女人立即蹲着身子，把两条膀子狠命地张开，像母鸡用翅膀覆护它的雏鸡似的，使劲地将孩子们搂得紧紧的，又不住地吻他们。
“王同志，这里还有两件行李，你检点一下。”列车员把网篮和包袱递给她。
“列车员同志，你真好!谢谢!谢谢!”女人接受了东西，伸出手来，跟列车员用力地交握，“同志，你贵姓?”她激动地问。
“我叫周景元。”年轻人涨红了脸，像受了称赞有些难为情，“王同志，孩子都很好，听话，中饭吃的是面包和牛肉，还泡了两杯茶。你家老奶奶交给我一块钱，这里还多四毛。还有两张车票，你都收拾好。行李两件，最好你也看一看。”
“周同志，你太好了，我一定要写信给铁路局表扬你。”
“别客气，车快开了，我要上车啦，再见。”
“再见，周同志，谢谢，谢谢!”
对于贡尚烈来说，这也是一件弄不懂的事。他奇怪、纳闷，却又不便跟同座的老年人搭讪。凑巧，电灯亮了之后，一个列车员进来拉下百叶窗。贡尚烈仔细一看，他的脸上有些雀斑，正是一直在这节车里值勤和刚才移交孩子的那个。列车员又向贡尚烈看一眼，贡尚烈也回他一眼，但不敢就顺势跟他攀谈。可是旁座的老年女人竟像代表贡尚烈似的向列车员发问。
“先生，我问一声，刚才那两个孩子是怎么的?”
列车员向她瞧瞧，笑嘻嘻地答道：“孩子是今天早晨他们的祖奶奶在萍乡车站交托给我的，要我在这一站交给他们的妈妈。”
“喔，那么你是一向认识孩子的祖奶奶的?”
列车员摇摇头。
老妇人呆瞧着列车员，显然还不曾满足，又问道：“现在，火车上是不是有托运孩子的章程?”
“章程可没有这一条。不过，人家没办法，不能够亲自接送孩子，铁路局就答应下来，给旅客们一些方便。”
“喔，这倒是件新鲜事。”贡尚烈禁不住插了一句。这句话倒并不虚伪，他实在无此经验。“那么，你拿到了多少?”他瞧着列车员，又脱口补一句。
“拿到了多少?什么意思?”年轻人旋过脸来，他的眼睛睁大了，神气上起了变化。
“你给他们当了差，难道一个钱都不拿?”
列车员的脸突然沉下来。“钱!嘿嘿嘿!”他冷笑了一声，转身退出去，到门口又回过头来，“你是香港来的，怪不得一开口就是钱!钱!”
贡尚烈不自觉地露出了他的本相，结果换来了一个不小的钉子。他的脸皮原是不能用“嫩”“薄”的词儿来形容的，可是这一刺也使得他感到颊骨上有一些热辣辣的。发窘的不只是他，连那老奶奶也在皱眉摇头，像后悔她自己多嘴。那一直静默的老年男人，瞧瞧他的老伴，又瞧瞧贡尚烈。
他说：“你侮辱了他啦。他全心全意为旅客服务，你却说什么‘当差’，又问他拿多少钱，人家自然要不客气啦。”
话是对贡尚烈说的，作用却有两个——一半在给他自己的老伴解释，告诉她这不关她的事;一半又像在给贡尚烈上课。他们说着，就到餐室里去吃东西了。
贡尚烈不回答，只低垂了头。他心头的疙瘩倒不仅是这一刺，而是这刺的来源。他想：“他怎么会知道我是从香港来的?我跟那工人谈话时，他并没在场，我的旅行皮包上也没有什么标贴。那么，他是从我的服装上猜出来的吗?”经过反复的思索，他找出了这个谜底：“自从那两个工人下车之后，这年轻的列车员仿佛就对我有些异样，不时向我偷窥，眼光也不自然。为什么呀?不是那工人们果真已向他反映了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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