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又道：“说啊!你姑且说说看。这是一种实地的测验，你也可以得到一种有趣的知识。”
汪银林期期然地答道：“似乎是酱色绸的。”
“有没有花色?”
“有——有许多白色的细点。”
我虽在旁边静听，并没有处于被测验的地位，但心中也不禁暗暗地内愧。因为霍桑今天戴的什么领带，我虽和他同在一起，因没有特别留意，此刻竟也不敢说定是什么颜色!
霍桑笑道：“酱色白点的领带，我当真是有一条的。可是今天的却不是!”
他顺手把白巾放下来，露出了他的领带。那是一条暗绿色而有细黑斜线条的。汪银林又瞧瞧我，我也瞧瞧他，彼此相觑地都很不好意思。
霍桑把白巾重新藏在衣袋中，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人们的视觉本是很薄弱的，尤其在不经意或心有所思的当儿所感受的印象，更是淡漠模糊而不足凭信。刑事心理学权威葛洛斯(H.Gross)曾举示许多采证的实例，指出司法官采取眼见证人的证语有特别审慎的必要。因为人们在匆忙或无意中所感受的印象，事后回忆，往往会把黑衣说青衣，胖子变瘦人。我还记得一个有趣的测验，测验者把一只表给四十六个受测验人看，每人限看五秒钟。看过以后，叫每一个人将所看见的表面上的景状用笔描画在纸上——那当然只要画一个轮廓罢了。结果只有一个半人的答案是正确的。大部分人都把那个罗马字Ⅵ写在下面，有几个人还把罗马字变做阿拉伯字。实际上那六点钟的Ⅵ字的地位已给秒针占去了，根本是不存在的。……嗯，你们觉得可笑吗?其实这测验我自己也实施过，委实千真万确!所以‘一目了然’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视而不见’才是一般的现象。”
汪银林向霍桑瞧瞧，又瞧瞧我。我也无言地回了一瞥。因为霍桑的理论是有根据的，莫说银林，我也找不出辩难的话。
霍桑又说：“银林兄，此刻你可以明白了。你和我面对面了好久，你竟没有瞧清楚我的领带是什么颜色。方才你猜想我的领带是酱色白点的，可见只是凭着你的记忆中的幻觉，并非事实。是不是?那么以此例彼，可知蔡妈的说话也同样是不实在的。”
汪银林顿了一顿，仍做怀疑声道：“虽然，但蔡妈说李阿凤穿的青布衣服和青莲色围身，在事实上是符合的。你怎么说——”
霍桑截住他道：“你还不明白?好，你姑且闭着眼睛，把昨夜里蔡妈所经历的景状悬想一下。第一步，伊在楼上听到有人进来和伊的女主人讲话。那时候那来客即使和蔡妈非常熟悉，但谈话的时间既然不多，又隔着一层楼，你想伊可有辨得出来人的声音的可能?第二步，伊随即下楼，看见伊的主人已准备出去，并对伊说伊要往孙家去诊病。这时候那个来请医的女仆早已退到石库门外，蔡妈在实际上并不曾当面瞧见。第三步，据蔡妈自己说，伊还瞧见那女仆穿一件深青色的布衫，加一个青莲色的围身。但朱家的大门外并没有电灯，客室中当然有灯光的。试想一个人从光亮处向黑暗中瞧察，可能够瞧得明白?并且那深青色和青莲色都是深色，更不容易分别。可是蔡妈却能够在黑暗中分别得清清楚楚，想一想这话可合得上事实吗?”
汪银林的牙齿在啮自己的嘴唇了，他的头似乎在不自主地点动，但仍没有说话。我也不由得不暗暗点头。
霍桑继续道：“据我推断，当伊在楼上听到下面的谈话声音时，至多只知道来客是一个女子，断断辨不出是谁。等到伊下楼以后，因着‘孙’‘沈’二字的误会，便抱定了成见，以为就是平桥路的沈家，那请医的也就是阿凤。因为那沈家的李阿凤曾去请过两次，请时都在日间。蔡妈都看见过伊的。蔡妈因着这个成见，便深信不疑。后来经我们向伊究问，伊要使我们坚信，才说出阿凤的衣服颜色，其实阿凤的衣色是伊前两次看见的;昨夜里伊连那女仆的衣色、面貌都没有瞧见，只凭着伊的记忆中的幻觉作用，自以为瞧见罢了。这恰像刚才你说我戴的酱色白细点的领带，理由是相同的。”
汪银林还是守着缄默。他只交握着两手，手肘支在膝上，偻着身子，低垂着头，似在瞧地板上的他自己的影子。我不知道他心中有什么感想。
霍桑又道：“这个设想我还有佐证。试想沈咏秋两次请朱仰竹去，既不是诚心求医，却是要刺探朱仰竹的隐事。仰竹虽愚，经过了两次的试探，势必也可以瞧破沈咏秋的用意了。这样，假使沈咏秋第三次去请，伊能否绝不顾忌?即或伊另托他名，但那差遣的既然是李阿凤，时间又在寒冷的深夜，你想朱仰竹可会得一请就去，丝毫没有迟疑吗?”
这解释当真加得上入情入理的考证，我只有无条件地佩服。同时我才恍然于霍桑最初就不赞同汪银林把咏秋看做案中的主谋人，认为太主观，原因就为着他先看到了这个反证。不过当时他不肯发表。
汪银林抬起头来，叹口气说：“霍先生，我真惭愧。我在这一件案子上，着实长进得不少。”他立起来。“现在我去打一个电话，先把那李阿凤放掉，然后再去拘捕孙仲和。”
霍桑点点头表示赞同。汪银林便起身向电话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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