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蒙蒙的，雾蒙蒙的，这七八天，天天早晨都有雾。树呀花呀，活像蒸熟了一样。”老妇人一脸的神秘。“我从那边扫过来，扫到这里，才看见椅子上靠着个人，走到椅子跟前一看，嘿，仰起脸睡得好安逸，再仔细一看，我的天!他的脸，他的脸白得……我一碰他的肩膀，他就歪倒在椅子上。我的妈!我转身就跑，转身就跑……”
老妇人下意识地扼住了自己的细脖颈。
刑警队队长司徒川默默地望着远处。宽阔的湖面上雾气差不多消散了，天上有了一点红颜色，太阳要出还没出。从报案到现在，大概只过了半个钟头，如果老妇人跑开后没有另外的人走过草地走到椅子边，那么，现场还没被破坏。司徒川朝伙伴们打了个“站着别动”的手势，自己慢慢朝椅子那里走去。一步一步，很慢很慢，还几次跪下一条腿把脸贴着草皮朝前看。“小龚、小李，”有一次他给两位年轻伙伴传授心得，“逆着光观察地面，常常会有奇特的感觉。”此刻，他又一次实践了他的“逆光学说”。
“杜鹏，”司徒川扭头对副队长说，“叫老妈妈脱一只鞋给我。”
杜鹏对老妇人讲了几句，老妇人诚惶诚恐地脱下她的老式布鞋。
“接着!”杜鹏把鞋扔了过去。
很快，司徒川又把邋遢的鞋扔回小路上，然后，他佝偻着腰慢慢地走到了椅子边，这二三十米宽的稀草地，他足足花了十分钟。到了椅子边，他又绕着长椅观察了两圈，这才俯身仔细打量死者。这个人穿得周周正正，半旧的中山服连领扣都扣得好好的。看样子有四十多岁，面庞清瘦，此刻白得跟纸一样，不，不完全白，嘴唇泛着紫。泛着紫的嘴微微张开着，好像刚刚才叹息过一声。近视眼镜镜片后面，双目紧闭，眼角似乎还是湿润的，不，不是似乎，确实是湿润的。过了好一会儿，司徒川才扬扬胳膊，吩咐开始现场勘验。
二十分钟后，现场勘验基本结束。没发现别的证物，鞋印倒有的是，在这湿度较大草棵子也较稀的地上留下了好几串。三种鞋印，有的重、有的轻、有的深、有的浅，一种是死者的皮鞋鞋印，一种是老妇人的布鞋鞋印，还有一种是高跟鞋鞋印。
“杜鹏，”有一次司徒川说，“我最不相信的就是鞋印。”
“最不相信?”杜鹏不解。
“福尔摩斯老拿鞋印做文章，”司徒川撇撇嘴，“一逮就逮出了穿鞋的人。哪这么容易!皮鞋铺多的是，用一双扔一双。要是我穿了那双鞋，我就把它扔到东海去，看福尔摩斯怎么找!”
“你的意思是……”杜鹏打趣，“取消验证鞋印这一门?”
“谁说取消了?”司徒川白了他一眼，“鞋印鞋印，重要的不是鞋，是印!”
瞧，他就爱自编定律，玄得要命!
此刻，司徒川对高跟鞋鞋印不置可否。在技术员们取样时，他只是静静地等着法医老孟开口。
老孟慢慢立起身，简洁地作了初步推断：“中毒致死，很可能死于昨天黄昏至晚上这两三个小时之内。要解剖。”
办了这么多案子，司徒川从不在现场追问老孟。要解剖，这三个字已经够有分量的了。
眼前这个中毒致死的人不单没受任何暴力侵袭，而且，身份证和连川县青坪乡中学的工作证都还好端端地揣在中山服内衣袋里。最惊人的是——衣兜里还有一张橘红色的全省先进教师表彰大会的会议出席证!出席证!怎能不令人心惊!教师节!这个教师死在了教师节!
这是一扇迅速打开的门，迅速得异乎寻常。
此刻，在省政府招待所304号房间里，连川县的两位重要人士惊惶得几乎要哭起来。连川县这次来了三个人，一位是分管文教的县委副书记，一位是县教育局局长，第三位就是死者耿春江。一个人评上了先进，倒来了两个当官的作陪，似乎有点轻重不匀。不过司徒川很理解，因为他下乡当过知青，还因为他曾在大队民办小学代过课，他知道当个乡村教师不容易，要评上省级先进就更不容易。果然，司徒川和杜鹏很快就了解到——耿春江是青坪乡中学的语文教师，也是连川县几十年来第一位获得省级先进教师殊荣的人。
“春江，耿春江怎么会……”年近六旬的教育局局长嗓音打着颤，“他，他的家庭非常和睦，在学校跟同事们相处得也很好，事业也很顺呀，他，他怎么会……”
“听你的口气，你以为他是自杀的?”司徒川盯着教育局局长的眼睛。
“你们刚才说他……”教育局局长的眼睛张得开开的。
“我们只是说他中毒而死，没说是不是自杀。”
司徒川摆摆手，又说：“我看，咱们还是一步一步来，先把ABC弄清楚再说。”
两个连川人互相瞧瞧，显然不明白什么叫ABC。
“ABC，”杜鹏郑重解释，“就是死者的简况。”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司徒川管自点上一支烟。
十分钟后，司徒川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摘要写下——
耿春江，四十五岁。原是省城第三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1968年上山下乡到连川县青坪公社高田生产队插队落户。1973年，到本公社中学——后改为乡中学——当语文教师直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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