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们谁也没说。
马福禄在一旁埋怨着：“我说爸呀，让您跟家待着，您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老头儿一瞪眼：“跑?我干吗跑?我来买菜!让我碰上事儿我不能不管……你们干吗去了?”
“寄信。”我说。
“给美国的?”老头儿什么都知道。
我点点头。他的眼睛又黯下来。我发现这老人的眼睛真是心灵的窗户，它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而忽明忽暗。他站了起来，忽然叹了口气：“我对不住你爸爸……”说完就走。
“马伯伯!”我听出点蹊跷，追了两步。
老头儿却不回头，只说一句：“问你爸爸好。”竟飞快地走了。
“你爸爸够怪的。”我对马福禄说。
马福禄苦笑笑：“你甭理他。离了休我说您享点清福吧，他偏一天到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养花吧，懒得浇水;养鸟吧，没兴趣喂食;书法画画更是一门儿不灵!我发现有这么一种人，对某种事物入了迷，一旦离开这种事物他就难受。你看，老爷子没事儿就奔这农贸市场，号称维持秩序……”
我听着，没说话，我在想我爸爸。
十
我是个警察，职业要求我学会对蛛丝马迹进行分析推理。
马福禄说，当翠萍来看我爸爸时，是“大胡子挡了驾”;而大胡子所长很内疚地宣称：“对不起你爸爸。”还有，据我爸爸说，他在1959年突然调到分局行政科去了，从此中断了对冯静波的调查。“突然”这个词用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奥妙吗?
把以上情况综合起来，我编造了一个故事。但是我敢说那不完全是编造，它符合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我说它是编造是因为没人对我说起那些往事，他们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提起它。
我认为，翠萍再次来看我的爸爸一定是在“大炼钢铁”的炉火刚刚熄灭时的事情。那时尽管人们仍热血沸腾，但饥荒已经在阴暗处摩拳擦掌了。对于像翠萍这样历史不明不白的人，饥荒也许会来得更快些。她来看我爸爸，一方面是感恩，另一方面也许是寻求进一步的援助。
总之，她一定是疲惫不堪地来到派出所的，也一定是趁天黑了街坊们都回家吃饭才出现在这一带的。在我印象中她应该是个很聪明的女子，她并不想给我爸爸找麻烦。
我想她肯定又是蹲在派出所门边，企望碰到我爸爸，可惜的是走出来并一眼认出她的不是我爸爸而是大胡子所长。
“你在这儿干什么?”大胡子一定很惊异也很不高兴，一定把那个“你”字说得很重。
翠萍一定很慌乱，她绝对抗不住大胡子的审问，于是如实招来。
大胡子当时会想什么?他一定会想这可不是个事儿，一定会想小肖表现不错又正谈恋爱——我母亲当时是这个所的内勤民警——可不能为这么个女人毁了，一定会想阶级斗争时刻都在考验着我们民警我们要经得住考验……
总之，他绝对是为了我爸爸好。
于是他说：“小肖不在这儿，早调走了。”
翠萍一定会问：“调到哪儿去了?”
大胡子也一定会回答：“不知道。”
这回答一听就是假的，会有民警调动所长不知道的吗?可大胡子是个爽直粗犷的人，他不考虑这么多。而翠萍略一思忖也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不再问。
不，不对，这故事不该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大胡子今天不会感到内疚。他为什么内疚?他无非是为我的爸爸拒绝了一个可能会带来麻烦的客人罢了，他的行为今天说也没什么大不对。他的内疚一定有别的原因。
我继续思索，继续编造。
对，那翠萍知道了大胡子在骗她之后会怎么办呢?她一定不会走，一定仍在四周徘徊。直到我爸爸从派出所里走出来……
哦，那一盏红灯之下，走出来的爸爸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命运中的又一个转折。
他一定吓了一跳，脑子里也一定掠过各式各样的想法。可他到底还是站住了，听那个女子说什么。这或许是因为爸爸那小知识分子的善良。
当时翠萍羞红了脸儿。她垂着头表示了感谢。又吞吞吐吐地讲了这几年的景况。她说的农村情况一定让爸爸心惊肉跳，可也听出她还饿着。于是爸爸截住她的话头，带她去吃东西。
他们那晚吃了什么?馄饨?火烧?豆腐脑?
反正不会是别的东西，尤其不会是“生猛海鲜狗肉汤煲”之类。
我相信老爷子是一片真诚，他不会也不可能有什么想入非非之处。他是个人民警察，他只不过把这女子归于人民之列，他在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哦，我可尊敬的父亲。
而大胡子显然没把这女子看做好人。我想他一定知道了那晚我爸爸和翠萍的行踪，他考虑这样不好，于是向分局汇了报，我爸爸也就莫名其妙地到行政科去清点桌椅板凳了。
这便是大胡子今天内疚的原因。
这也说明今天他修正了对那女子的看法。
对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有时是要经过漫长年月的。
以上的故事虽然是我的推理和编造，可我相信它八九不离十。我判断不出我的爸爸对调动的原因知道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很惋惜，为不能直接与冯静波较量惋惜。他判定那家伙一定会跳出来破坏大跃进的，看那家伙每天积极地在街道食堂和小高炉干活就是兆头。然而我爸爸很沮丧地告诉我冯静波后来又立了一“功”，他抓住了个到食堂偷粮食的盲流……那时我爸爸已调到分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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