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喂!赵若愚。”国辉至沙发旁推动他。
“扰人清梦，该当何罪?”赵若愚说。
“我问你，是不是你对郁冰倩及吕尚学之女儿说，要挖她们的眼睛，及割她们的耳朵?”国辉问。
“是的，是我对她们说的，你问我干什么?”赵若愚说。
“邵丽珊及冰倩的耳朵，是你割下的吗?”
“是我割下的，全上海的美丽女人如缺少一耳一目，都是我将她们割下或挖去的。”赵若愚说。
国辉知他疯得不可理喻。
“现在我们都到三楼去核对足印。”国辉吩咐。
这核对足印工作是完全失败的。国辉早已料及大力牌橡皮底鞋太普遍，人人可有这样一双皮鞋。这四个嫌疑人的橡皮底皮鞋大小尺寸新旧，可说一模一样，与卧室地板上的足印亦完全符合。
“假使侦探先生因为这卧室中有大力牌橡皮底皮鞋足印之故，因而指我等有犯罪嫌疑，那么这西区新屯的住户俱有犯罪嫌疑了?”
程愈良医师说：“五天之前，五号住户张家声将囤积之大力牌皮鞋四十双，普遍向弄中邻居兜售。并且只有二种尺寸。我曾向他购了三双，有买一双或二双者，甚至邵健珊也买了二双。是否邵健珊亦有割去其妹丽珊耳朵之嫌疑?”
“你说全弄邻居都买大力牌皮鞋，但我知道郁宅先生并未购买，甚至不知有兜售之事。”老苏说。
“郁老先生素穿中装，不穿着皮鞋，并且他家内无第二个男性，因此张家声未向他兜售，亦属可能。”
“我的探案作风，素来着重确凿证据，现在既无证据证明谁是犯罪者，所以你们都可以自由回去。至于为了侦询你们受时间的损失，只能请你们原谅。”国辉婉转地说。
当国辉与老苏跳上弄口公事汽车时，老苏的面颊上又被一块奶油托菲糖打中。回头观看，赵若愚早逃进弄去了。他们到唐家弄停车，入内探询二少女被割耳朵之详情。据同居者称两个少女一姓邢，一姓邱，已与她们之父母同时移居原籍杭州。于是国辉与老苏嗒然返警局。
他们在警局办公室内继续谈论割耳案之案情。
“老苏，你说此案非常有趣，现在你能感觉有趣吗?”国辉郁郁不乐地说。
“简直头痛!”老苏说，“我想制造皮鞋底的厂商应该像制造汽车引擎、手枪，或其他物品一样每一双鞋底有一个号码。”
“对呀!为了你老苏探案便利起见，你可以通令全国制鞋厂每一双鞋子应该印刻一个号码。”
“我没有这大的权力。”老苏说，“但皮鞋穿旧了，虽是同样尺寸，仍能辨别，可恶的是他们四人的皮鞋，都仅穿了一两日，以致我们无法鉴别!”
“我叔父大头侦探忽患感冒，今日拥被高卧，我不敢去麻烦他。”国辉说。
“此案还是要请大头侦探相助，否则，我想不容易破案!”老苏说。
6.清晨之呼救声
晨光熹微，晚风凛冽之时，老苏正在继续他的温馨好梦，被叮铃铃的电话铃声惊醒。
“喂!我是老苏，唔!小狄，这样早干什么?”
“什么?又是一只耳朵被割。”
“好，我立刻就来。”
半小时后已在西区新屯二十六号郝光民先生住宅三楼卧室中勘看。
这卧室是郝光民之爱女菊芬所居。一切情形可说与冰倩小姐不相上下。在清晨五时左右天空中尚未露曙光，患失眠症的郝光民先生刚蒙眬入睡，忽闻其女菊芬锐声呼救。奔上楼去观看，则菊芬右耳已被割去，血流如注，立即用汽车送往最近之大西医院疗治。性命虽然保住，但一个美丽少女缺了一只耳朵，是多么伤心之事啊!
菊芬也是在睡梦中，感觉剧痛而惊醒，其时室中既未有人影，亦未闻声息，而右耳已失所在。
国辉察看地板上足印，又是大力牌橡皮鞋底。循足印而往，直至晒台北面栏杆之旁，又见一绳梯悬挂在那里。割耳暴徒用侵入冰倩卧室方法侵入菊芬卧室。由这一点看来，就可证明暴徒必是西区新屯中的住户，否则不会如此熟悉被害人居室详情。
国辉命将绳梯收藏起来。他对这案件感觉手足无措，对于暴徒割耳动机，亦捉摸不定，因此根本没有肯定的侦查步骤，亦不知如何侦查。
老苏见室中无人，低声对国辉说：“看你的态度，好像是束手无策了，是不是?”国辉未曾置答。
“我倒有两个好的方法，保证将割耳凶徒拿获，不知你愿意采取否?”老苏好似胸有成竹地说。
“什么方法?”
“割耳凶徒是否出这四人中之一人?”老苏问。
“那是毫无疑问的，坏就坏在我们不能肯定四人中谁是犯罪者!”国辉蹙眉而说。
“既然如此，我们将这四个嫌疑人，俱捕至警局，施以疲劳审问，难道他们守口如瓶，宁死不招吗?”这是老苏第一个好方法。
“这四人虽蒙有嫌疑，尤其小白脸周世昌及职业打手俞永泰二人左手背之伤痕，令人疑窦丛生。”国辉说，“但我们指他们四人的嫌疑，是我们主观的嫌疑。或许别的探员负责侦查此案，不认他们有嫌疑也说不定。一言而蔽之，嫌疑案有事实的根据。而我们的事实根据在哪里?仅凭手背上之创痕吗?而且我们根据哪条法律糊里糊涂把四人都羁押起来?不，老苏，你这个方法是违背警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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