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业后就到美国定居了，柳倩分到成都一家出版社做编辑。毕业前，我们三人结为姐妹，发誓不论走到哪里，都要同袍同泽，同气连枝，彼此帮携。两年前，柳倩告诉我，邓英想集资买房，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我说那就都去青海，一方面帮她渡难关，一方面聚一聚姐妹情。
八月初，我和柳倩都到了西宁，我们三个人那几天过得就像是神仙一般。有说不完的话，笑不完的事。那时我们都想，若是天天都能如此，那就更好了。我本想劝邓英跟我一起到美国去，她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她舍不得她的母亲。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八月十九日，我们三个人在西宁胜利宾馆玩得很开心，说了不少的话，也喝了不少的酒，不知不觉就玩到了凌晨两点，邓英说得回去了，要不她母亲睡不着觉。我和柳倩送她回家，本来是要叫出租车的，可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一路走回去，边走还可以边说些知心话。
我们出了宾馆，沿着黄河路往下走，这是一段下坡路，没走多远，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我们三个人兴致反倒更高了，打成了一团，笑成了一团，全身淋得没有一处是干的。我们就互相搀扶着，一路唱，一路吼，一路闹，这时马路上阒无一人。不知什么时候，身后射来一道车光，本来占据马路中央的我们三个人下意识地往路边避让，但谁也没有想到，车子还是冲着我们直冲了过来。
车子最先撞到最里边的邓英，撞得飞起来，然后又撞在一棵树干上，我和柳倩也被车子擦挂了一下，倒在了路旁。那辆车子立即停了下来，车尾灯闪着血一样红的光，借助路灯，我和柳倩都看清楚了车牌号，还看清楚是一辆墨绿色的桑塔纳。
车停下来后，车上下来三个男人，其中两个男人站在车门前没有动，一个戴着眼镜的男人在邓英跟前弯下身看看，随即返身与那两个男人上了车，加快车速溜走了。
我和柳倩爬起身来查看邓英的伤势。
她满脸是血，头上被撞出一个大口子，还在不断地往外涌血，人已经昏迷了。我和柳倩都是头一次到西宁，不知道附近哪有医院，谁也没有带手机，也找不到公用电话。我们拼命喊救命，但周围的住宅楼没有一家是开着灯的。柳倩把邓英的头抱在怀里，冲着我说，快去拦车。西宁的深夜，出租车很少。我呆立在马路中间，不知所措地等着，偶尔过来几辆空的出租车，但一听说有人撞伤了，都是一声不吭地开起车走了。柳情急疯了，她对我破口大骂，骂我无用，骂我心硬。她哭着喊：你快拦车呀!邓英都快没气了!我委屈地说，车不愿意拉呀!柳倩说：你多给钱呀，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他!我心想，别说是钱了，只要有车能把邓英送到医院，要我什么我都愿意给，都心甘情愿。柳倩看我还在发呆，咬着牙说：吴珊，我真想一刀捅死你，你不会把钱攥在手里给他们看吗?我惊醒过来，立即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厚厚的一沓，立在马路正中间使劲地摇着。
直到一个小时过后，终于有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把我们送到了青海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司机说，别的司机不愿意拉，是怕惹祸上身。司机还说，医院距我们出事的位置，仅仅七八分钟的车程。
医院尽全力抢救，但还是回天乏术，医生遗憾地对我们讲，你们要是早来十分钟，就有可能救活。
天哪，十分钟，十分钟就足以让邓英起死回生。
我和柳倩都木然地相顾无言。十分钟，十分钟就让我们痛失挚友，十分钟就让邓英离开了这个世界，真是形同世界末日的十分钟。
猛然之间，我们都想到了一个假设，假如那三个男人当时就把我们送到医院，那会宽裕出多少个十分钟，邓英又可以起死回生多少回呀?撞人而逃逸，恐怕是世界上最为残忍、最为卑劣的行为了。
最让人痛入骨髓的是，当邓英母亲闻讯赶到医院时，她没有掉一滴眼泪，而是悄无声息地坐在邓英的尸体旁，慈爱地微笑着，默默无言。仿佛邓英没有死去，没有永远地离开她，只是悄然睡去，睡得深沉，睡得安详。
我和柳倩冲出了病房，在走廊里抱头痛哭，我们的手捏在了一起，捏得骨节咯咯作响。我们的嘴唇咬得死死的，直到鲜血淌出了嘴角。我们彼此看见了血，我们想起邓英的血，我们发誓，要让那三个卑鄙无耻的小人付出代价，要让他们在十分钟之内死上千回万回。
我们不要报案，那会太便宜他们。我们一定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即便最终付出我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墨绿色的桑塔纳，将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载着邓英的血，载着我和柳倩的血，把那三个小人碾成肉酱，碾进地狱，碾得他们永世不得超生!
八
半个月后，吴珊被押往监狱。
半年以后，柳倩在一次国外飞机失事中命丧大海。
丘敏生活依旧，只是总也摆脱不了怀疑有人会谋害他的恐惧。他精神失常了。
原载《啄木鸟》，2006年第6期
日本娃娃之谜
罗修
我现在所住的金鸡新苑小区，是位于S市原东郊的J湖湖畔。十年前的这里还是一片稻乡村的景象，如今已成为市里最主要的工业园区。每年数十亿外资的注入和GDP不断增长使得它的地位也日增夜长。就拿我们家的这套两层楼的联体别墅来说吧，前年买的时候是三十五万，而今天我如果去卖掉的话，可以开价五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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