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霍桑寓里的时候，还只七点一刻。霍桑已从规定的清晨散步回来——这种散步工作，他在二十多年以来，无论寒暑风雨，从来不曾间断过。我踏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正坐在靠窗的那张铺着篾席的藤椅上。他上身穿一件细夏布翻领的短袖衬衫，下身穿一条山东土产的府绸西装裤，足上已换上了一双细草织成的拖鞋。那藤椅的边上，堆了好几本书，堆叠得不十分整齐，藤椅旁的地板上，另有一把蒲扇——关于这蒲扇，他曾发表过一番借此活动肢体的哲学见解的——和一只玻璃杯子，杯子里还有些剩余的牛乳滴，分明他的简单的早餐也已完毕了。
他一瞧见我，突地立起身来。精神饱满的脸上，显出一种热诚的笑容。他开口和我打招呼：
“包朗，你两星期不来，竟累我闲了两星期。你好忍心!”
我一边把草帽放下，又卸了我的一件白纱布的上褂，一边也笑着答话：
“笑话，我难道是制造罪案的人?你空闲没事，怎能抱怨及我?”
“不，我有一种直觉——不，一种迷信。自从你婚后和我迁居至今，每逢你到我这里来，往往会有奇怪的案子跟着发生。——你虽然不是制造罪案的人，却可算是一个供给罪案的引子——媒介人。”
“那么，今天我总要让你失望一次了。不但我没有带什么案子给你，并且像这样的热天，我可以保证，也不会有人登门请教。”
霍桑忽皱着眉头，摸摸他的下颏，重新回到藤椅上去，佝偻着把地板上的那把蒲扇拿在手中。
他咕囔着说：“这句话再扫兴没有!你岂不知道我是耐不住空闲的?”
“喜动不喜静，虽然是你的秉性，但在这样的天气，你的脑子能得暂时休息一下，也未始不是一种调剂啊。”
我说完了话，也在那只他斜对面的圈手椅上坐下。我瞧瞧这办公室中景状，已略略有些变动。那只靠壁的书桌，已移动了地位，放成折角形。那窗口里进来的阳光，便从斜侧里射到书桌上面。桌子面上除了墨缸、笔杆和始终不空的烟罐、烟盆以外，似乎又增加了几个墨渍和纸烟的烧痕。书桌上的书籍、文件，和零碎而没有粘贴的报纸剪条，仍旧堆叠了满桌。还有几只化验用的玻璃量杯，却和一个插着一丛娇艳欲滴的紫薇花的古钢瓶，乱放在一起，显得十二分不调和。这量杯分明是他用过以后随便留在桌上，不曾放归原处的。
霍桑在探案的时候，他的精密而合理的头脑，衡情察理，处处都能有条不紊，并且他的责任心最富，从不曾有过疏忽失误的行动。但他的书桌上那种杂乱的状况，在不知他底细的人看见了，也许会疑心他是一个没有秩序、没有条理的懒汉。当我和他同寓的时候，他就有这种倾向。我不知劝过他几次。他也承认这习惯的不良，有时也会发动一下狠劲，把书桌整理得清清楚楚，可是不多几天，桌面上又恢复了那种杂乱堆叠的原状。所以我曾向他说过：“你这小小的懒病，终于无药可医了啊!”
“哈!包朗，这里有一节新闻，真值得注意!”
我立即收摄了目光，回头去瞧他。我从他的惊呼声上辨味，以为他在空闲无聊之余，也许在报纸上发现了什么惊奇的案子，足以破除他的烦闷。可是我的眼光一瞧到他的脸上，却又怀疑我所料的未必竟是事实。他的右手挥着蒲扇，左手中执着一张报纸，唇角上带着一种有些轻鄙意味的微笑，但绝对没有紧张之色。
我问道：“什么?可是有什么凶案?”
“是啊!一件严重的凶案!”他顺手把报纸授给我瞧，又将蒲扇的柄，在那靠边的一节新闻上指了一指。
我仍旧满腹疑团。他的语声尽管严重，但他脸上仍显着矛盾的表示。我依着他所指的那节新闻瞧去，当真使我失望。新闻纸上载着东大旅馆中，有一个舞女，被伊的一个熟识的舞客开枪打死。那凶手姓诸，是个大学毕业生，当场被人捕住，已送交警署。据他自供，行凶的动机，就因为争风。
我带着疑惑的声音问道：“究竟哪一节?可是枪杀舞女的一回事?”
“是!”
“奇了!这样的新闻报纸上天天找得到，真是司空见惯。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
“什么?这样的案子，你以为不值得注意?”他说了这句，忽而放下了蒲扇，从藤椅上立起来，走到书桌前面，从烟罐中抽出一支纸烟烧着。
我越发诧异。莫非他当真闲耐不住了，就是这样平淡无奇的案子，他也打算去尝试一下?或是他的神经上已发生了什么变征，他的话竟是“言不由衷”?
霍桑深深地吐了一口烟，旋转头来向我说话。
“包朗，你的神经委实太麻木了——你想，一个知识阶级而又处于领袖地位的大学生，居然会得跳舞，居然会得跟舞女恋爱，居然会得和人争风，又居然会得开枪打死他的恋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竟有这种种现象，你说不值得注意?”
我才明白他刚才的警报，原是因着他的牢骚而发作的，我却误会到别方面去。
我因答道：“你原来说到教育方面去了。这确是一种最坏的现象。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而教育界中除了最少数外，大部分都在那享乐、浪漫，和颓废等的恶势力笼罩之下。莫怪人家公然说我们的教育已经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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