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信上的字写得这么工整，可又显得很幼稚。从字迹上看，这信是个文化水平不高的成年人写的;但是，信的文词却很通顺，标点符号用得也准确。末尾这个凭据的‘凭’字写作了平等的‘平’字，这是用的简笔字，并不是写了别字。要是依照这些现象来判定的话，起稿的人倒是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了。很明显，这封信是一个人先写好了草稿，另一个人照着抄下来的，参与这事的人起码是两个。”他说完后，探询地望着局长。
“你看情况靠得住吗?”
“有两种可能。”顾群答道，“也许完全是事实。也有可能是挟嫌陷害。”
“当然，按一般情况来分析，这完全是对的。”局长把那封信拿起来，在手中抖动了一下，说：“但对这封信却是例外。在这样一个时机，写这样一封信，而且丢落在马路上，不会是没有原因的，要么是确有其事，要么是丢信的人别有用心。”
顾群听着局长的话，心里一下亮堂了。“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呢?”他想。局长像是猜中了他的心思似地，对他说道：
“看样子，你已经找到钥匙了。”局长按着顾群的肩膀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走着，“但这只是好的开始，要打开那间隐藏着敌人的黑屋子，还要费很大的气力，敌人是很狡猾的呢。”
“还不知这回是什么花样，这些家伙很毒辣。”顾群把信纸照原样叠好装进信封里说。
“他们要在‘五一’节动手呢。”局长特别强调“五一节”这几个字。然后，直望着顾群的脸，好像是要从他眼睛里看出他心里想法似的。
“咱们不会叫他们误期的。”顾群幽默但是很有把握地说。
局长轻轻地笑出声来，说：“好吧，现在咱们来弄个计划吧。”
互相矛盾的情况
顾群从拣信的少先队员的学校里出来的时候，感到没有多少收获，但也肯定了原先的估计：这封信是从马路上拣来的，这情况没有问题。至于更多情况，少先队员和他的辅导员就无从提供了。少先队员只记得他刚从胡同转到马路上，就在胡同出口旁看见了这封信。他拿了信举起来喊了几声，也没有人答应，就拿回学校交给了辅导员。辅导员又分析了一下，说马路上人不少，却没有人踏上它，可见这信丢失时间是不久的。顾群和他们道别之后，就驾着汽车，按照计划急驶向“钓鱼台”附近的解放餐厅。这一带他是非常熟悉的。他把汽车停在一个树林子外面解放餐厅的门旁，径直向经理室走去。在那里耽搁了十分钟，他查明了：四月五日晚上某某机关曾在这里举行过宴会，到的客人有三百多，司机们全都在紧靠树林子的俱乐部里休息。他从经理室出来后，一个招待员领他到俱乐部看了一下，就出了俱乐部的后门。他迎着河里吹来的凉风，顺着树林中的一条沙石小道，向河边走去。出了树林子，便是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跨过马路就到河边，在河边上孤孤地长着一棵大垂杨，从树根起伸出一块可以容纳十人坐的大石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钓鱼台”。紧挨着这钓鱼台的斜坡上，长着一些灌木丛。顾群走到那石墩子的边沿坐了下来，一低头就看见那垂杨的枝影在清澈的河水中颤动着。他试验着扭回头来往周围看了一遍，除了对岸以外，背面的岸上什么也看不见。虽然有一条路，可是很少行人。这地方确实很幽僻。难道真是有人在这个地方商量破坏阴谋的?他从皮包里取出一个本子，很快在那上面画了一张地形草图，便离开了这个幽静的地方。
现在，顾群已经坐在交际处的接待室里了。在他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堆档案卷宗，但他的眼睛却望着窗外的槐树出神。槐树的嫩叶在夕阳里轻轻地摆动着。多么美好的天气!
顾群从机关里出来后，时间花费不少，跑了几个地方。找了不少的人谈话，也看了不少材料，可是仍是没有十足可靠的依据来做判断：那个阴险恶毒的敌人就是这三个受信的人呢，还是他们被人陷害了呢?据交际处的莫同志说，交际处所属的人员中确有三个司机与三个受信人姓名类似。本处有一个司机叫做张德理，不叫张大力;第五招待所的有一个叫赵建成，不叫赵金城;一所有个全处唯一姓平的，叫平小海。这些人的姓名是音同字不同呢?还是根本就不是呢?这也是问题。顾群多少有点困惑了。
莫同志进来了，又拿来一大捆顾群要的档案材料，足足有十多斤。接着是服务员送进一份饭菜来。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顾群一点都不觉着饿，不过他还是对他们连声称谢。等他们一离开，他就动手翻材料。他打算从这些材料中试着找出写信者的笔迹来，他一份一份地仔细地校对着，一个多钟头过去了，但是毫无结果。他把材料推在一边，拿起一个馒头来，又从暖瓶里倒了一杯热开水，一面吃着，一面看着窗外的槐树。
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对这三个受信人的了解，无论从材料中看，或者从认识他们的群众的口头反映，得到的都是互相矛盾的两种情况：有人确是看见张德理和赵建成，甚至还有平小海几个人，在四月五日那天去了钓鱼台。可是又有人证明;这几个人中张和赵两个根本不认识。并且说张德理为人很老实，除喜欢养金鱼之外没有嗜好。赵建成呢，沉默寡言，不爱交朋友。从他们的材料里看来赵建成历史复杂，给国民党的机关开过车;但解放以后表现积极，已经创造了九万公里安全行车的纪录，技术好。张德理是两代司机，历史清楚;但在日本人的车行开过车，还认识张德贵——这是个失踪的反革命分子，据说解放以后还见过面，为什么见面?不知道。另外一个是平小海，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人，刚出师不久;虽然年纪不大，但他的履历表上却填满了流浪生活的记录，他出生在杭州，父母早就殁了。他在上海擦过皮鞋，在天津捡过煤渣，在武汉当过“堂倌”，解放以后才学开汽车，去年才从北京来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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