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以这么近的距离，望着一名网络游戏重度嗜玩者的脸孔——那是一张眼眶深陷、苍白僵硬、犹如木乃伊干尸的脸孔。我清晰地感觉到，死神透过网络，正一点一滴地吸吮他的灵魂。
这样的脸孔，只要看一眼，我不会再忘记……
“杨菱涓小姐，”我恢复专业的征信姿态。“我受你父亲的委托，要来带你回家。”
“我不要!”杨菱涓以布满血丝的眼睛凝视我，露出不肯妥协的倔强。
我所能够借以回望的，也是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不知不觉，那名上网成瘾的国中生又回到座位，继续进行适才暂停的虚拟冒险，继续接受死神的邀宴。
2
四月初的气温仍然有些冰凉，在台北市一点都感觉不到春天已经降临。“总统”大选虽然已经落幕，但政治斗争的巨大风暴似乎才正式降临，令台北市的空气变得炽烈灼人。然而，对一个寻常如我的侦探来说，这却不是一桩好事。
因为，客户变得太多了。
台湾人总是热衷选举，投票日愈近，群众也愈疯狂。在疯狂的心理激情下，遇鬼、撞邪，甚至引起家庭纠纷的委托案也接踵而至。
二月底，我忙着处理菱涓小妹的失踪案。那天，我们四目对峙到她的父亲进网咖——还好我在冲上去之前，就已经按了手机，将事先打好的简讯传出去了，否则，我应该会比杨菱涓先倒下。
另外，那些白粉并不是毒品，而是一般的洗衣粉……
不知为何，这是此案我最在意之处。不过，这桩委托总算顺利完成，而紧接着，我又处理了两宗与选举有直接关联的案件。
第一件，是有个老荣民，声称过世将近三十年的老“总统”，经常半夜进他的卧室走动，好像有话对他说，请我去协助录音;第二件，则是一位小学女老师被鬼压床，必须背完有关的选举法规才能脱身……
依据廖叔的标准，他不希望接办涉及刑案的委托。所以，上述这类荒谬无稽的事件，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一一解决。
接下来的委托人辜崇希，住在忠诚路二段的巷弄间，毗邻天母运动公园和市立棒球场，是天母的精华住宅地段。这一区不仅有大叶高岛屋百货，还有许多高级餐厅，所谓贫富差距，在此处呈现得非常鲜明。
对照之下，我租赁的住处虽然位于东区，却是个不到五坪、屋龄老朽的小房间。尽管两年前那儿发生过初恋情人梦铃的事件，我依然没有搬走——也许，我还抱持着某种希望。
虽然不住在天母，但天母我倒是常来。不为别的，就是由于工作。跟踪偷情的男女，经常跟着跟着就会跟到这里来，所以这里的高级餐厅，每家我都吃过。
不过，像辜崇希的情况，却是有点儿少见。委托人与我见面，通常都不会约在自宅。因为本社的酬金费用非常高，因此客户都蛮有钱的。他们非常重视隐私，也不喜欢邻居看到陌生访客进出自己的屋子，所以，大部分都是避人耳目，亲自拜访本社的办公室。
行经诚品书店，不到五分钟，我按图索骥找到了辜崇希居住的社区大楼。没有时间悠闲观览入口处的庭园造景，我直接向管理警卫说明来意。警卫回值班室拨了电话确认，才开门让我进来。
一听说是客人，警卫的姿态马上从“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变成“忠狗八公”。
警卫以绅士般的礼仪接待我走向电梯，我没有让他帮我按上楼键。他一直微笑着注视我，直到电梯关门为止。
下午四点整，我可以准时抵达。
这座社区大楼显然门禁非常森严，连电梯内的监视镜头都装了两具。我想如果有只鸟飞过天空，那位警卫应该也会紧迫盯视吧?不过，环境装潢得虽然辉煌高贵，却令我不禁联想起艾拉·雷文的《银色猎物》。
上了八楼，眼前是一道黄澄澄的长廊。一面碰触着沁冷的米色壁砖，一面放轻脚步前进，我在一墙雕饰复杂的铁门前止步。
按了电铃，我在心中默数了十五秒，铁门才缓缓打开。
“张钧见先生，是吗?”
“是的。”我垂下右手，与辜崇希相握。
“请进来。”我跟在辜崇希的身后，走进宽敞的玄关。
我脱下皮鞋，依辜崇希的提议换上室内拖鞋。
脸上皱纹微张，年约四十五岁的辜崇希，优雅地控制轮椅转身。他年轻时应该非常俊俏。
我总算看清楚了辜崇希的下半身。他的两只小腿，都只剩下半截——原来，这就是他没有亲自登门委托案件的原因?
“没事，”辜崇希似乎察觉到我唐突的目光，“只是动过一个小手术。”
辜崇希的说话方式，也与寻常的委托人完全不同。他的语调十分温和客气，一副不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委托的神情。一般而言，上本社的委托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气急败坏、掐着我的衣领，限我一天内找到答案的;另一种，是羞于启齿、不肯有话直说，半推半就型的。
“张先生，请坐。”
待我坐定于沙发上，辜崇希也没有再寒暄的打算了。
“如你所见，我的双脚已经不在了，这是去年秋天的事。”可能是长时间待在室内的缘故，辜崇希的脸孔缺乏血色，“我的妻子，大约是在十年前过世的——她的身体原本就不好，生了第二胎之后，又得了产后忧郁症，身体状况更加虚弱，不仅经常生病，人际关系、语言能力也跟着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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