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终于安排并实施了我的复仇方案。我利用老同学聚会的机会杀死了她的丈夫，我的仇人。我想我没有必要向你讲述我的具体做法。我只想告诉你，我干得非常巧妙。我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昨天晚上给你讲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也许我此时讲这句话已经多余了，因为你大概早就猜到了这一点。你很聪明，又是侦探小说作家。
我又逃回了法国，而且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然而，我的心中渐渐没有了复仇之后的快感，代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强烈的负罪感。这真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
许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那场社会灾难的最大受害者，因此总觉得社会欠我太多，应该给我补偿。然而，我渐渐地认识到，那场灾难的受害者何止万千!我们中国人几乎都是在劫难逃啊!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迫害人的人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她和他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我们不应该总沉湎于一己的痛苦之中，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于是，我为自己那狭隘的复仇行为感到羞耻。我要忏悔自己的罪恶。于是，我每天到教堂去祈祷去忏悔。我希望自己的虔诚最终会使我得到主的宽恕。阿门!
然而，你突然闯入了我的生活。你的出现打破了我内心的沉静与平衡。特别是你让我看了你写的小说之后。你编的故事竟然和我的经历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我不相信生活中竟然会有如此的巧合。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万能的主为了拯救我那迷失了本性的灵魂，通过你的小说向我显示了他的无所不知和他的旨意。我感谢万能的主，阿门!
另外，从你的小说中，我还明白了，其实她早就知道我是杀死她丈夫的凶手。但是她不仅没有揭发我，而且还企图代替我承担罪责。我知道，她仍然爱着我。
是的，我明白得太晚了!
就在不久前，她随一个代表团来到了法国，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想跟我见面。我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但是我去了马赛，见到了她，就是我们去基督山岛的那天上午。我本想当面向她承认我的罪恶，但是我当时没有勇气面对她的眼睛。我又一次选择了逃避。
万能的主，我有罪，我罪孽深重。面对这一切，我唯一的解脱办法就是结束我的生命。我决定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这是主的旨意。阿门!
我并不怨恨你，我生活中最后的朋友。我将结束自己有罪的生命，我期待着万能的主赋予我新生。阿门!
这封信可以算作我给你讲的最后一课吧。其实，这封信本身就是证据，而且是证明价值很高的直接证据。它能够证明那些与我的过去有关的事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此，我希望你能够把它交给需要它的人。你擅长调查和推理，当然能够查明这个人是谁。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替我找到她!
这是我对你的最后请求和嘱托。
谢谢你!
“赵梦龙”
1998年5月20日
高速火车在广袤的绿色原野中奔驰。我看着窗外，眼睛不知不觉地模糊起来。我不住地问着自己：如果杨先生没有遇到我，如果他没有看到我的小说，他还会自杀吗?难道，是我杀害了他吗?不，他是自愿结束生命的，他是在上帝的指引下安宁地走向死亡的……我在内心挣扎着，从不同角度为自己开脱着。然而，那个可怕的念头顽固地折磨着我的心灵。
为了摆脱，我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回国以后，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那个“她”呢?杨先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的姓名和地址呢?他显然应该知道啊!我竭力去追寻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思维线路，但是始终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也许，这是杨先生给我留下的最后一道难题。
无论如何，我必须完成杨先生的嘱托。尽管我不知道她是何人、身在何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她，哪怕是找遍海角天涯!因为，这是一个死者的嘱托。
因为，我还活着!
选自《黑蝙蝠·白蝙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后记
当我在电脑里敲下“后记”两个字时，脑子里即刻闪现出唐代诗人罗隐的《蜂》里的诗句：
采得百花成蜜后，
为谁辛苦为谁甜?
这蕴含哲理的诗句正是我此刻心情的写照。
2010年6月我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当代侦探小说研究》。虽说我对中国侦探小说并不陌生，但要真正整理百年中国侦探小说作品谈何容易。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现有文献的匮乏，对侦探小说研究的文献本就稀少，而对中国侦探小说的研究则更显贫弱。因此，只能去寻觅原始文献。于是，开始了两载的艰辛历程。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报刊几乎被我们翻了个底，尘封在地库里的民国报刊散发出浓烈的“芳香”，就在那独特的“芳香”里细数被时光染黄的文字……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都留下了我们伏案的身影。1896—2011年间的近千份报刊杂志逐一打手上过，被岁月淹没了的作家作品逐个在眼前闪现，刘半农、张天翼、袁寒云……这些流光的名字都是中国侦探小说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冬去春来，近千部侦探作品渐渐聚集在相机里、电脑里，录入、断句、繁化简的文字处理，使这些被时光磨损了的文字重新散发出诱人的芳香。其中的“辛苦”与“甜蜜”岂是三言两语可道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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