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到了，但是没有问他。
时间过去了。教堂里传来午夜的钟声。我们恋恋不舍地走出酒店，沿着宁静的小街向杨先生的家走去。
我把杨先生送回家之后，一个人带着几分酒意，慢慢地向旅馆走去。我觉得在埃克斯这最后一个夜晚过得很有情趣也很有收获，而且还有很多值得我仔细回味的东西。
突然，一阵悠扬的箫声随风飘进我的耳鼓。我情不自禁地停住脚步，回头望去。箫声是从杨先生的房间里传出来的。毫无疑问，这一定是他吹的。对了，我曾经在他的房间里看到过一支紫色的长箫。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吹得这么好听。
这是一曲“春江花月夜”。在这寂静的夜晚，在品味了那么高雅的晚餐之后，这优美熟悉的旋律真是别有意境。我简直被这音乐陶醉了，久久难以迈步。然而，听着，听着，我又觉得这乐曲声是那么凄婉，那么催人泪下……
回到旅馆，我在一楼的信箱里看到一封给我的信。我一看是国内那位律师写来的，正是我所期待的信，便迫不及待地打开来，借着楼道那不很明亮的灯光看了起来——
何人兄：
你好!
来信所求之事，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算略见分晓。根据我在法学界的朋友所说，你信中讲的那位怪僻的老先生肯定是杨保良教授。他这个人的经历很坎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好像在劳改农场关了很多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被平了反，开始从事证据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后来他出国留学，应该是去的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他又去了欧洲，具体在哪个国家就不太清楚了。但是他经常回国参加一些研讨会之类的活动。去年他回国期间还莫名其妙地卷进了一起杀人案件，被列为重大嫌疑人。但是后来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据说他后来又出了国，而且一直没有再回来。
我想，你一定把他作为你小说中的人物素材了吧?希望能够早日拜读你的新作。
祝你
生活愉快!
经华
1998年5月20日
回到房间之后，我又把信仔细看了一遍。突然，一个念头从我的心底油然升起，使我感到一阵心惊肉跳……
三十 临终嘱托，故事之外的忏悔
第二天早上，我居然起晚了。也许这应该归咎于那些1966年产的葡萄酒。我刚穿完衣服，约好前来送我的杜邦先生就敲响了我的房门。
进门之后，杜邦看了看我的样子，假装生气地用英语对我说道：“你可真是个大作家!我告诉你，我的汽车可以等你，那火车可不会等你。”
杜邦绝对是个热心的好人。我们已经认识多年。我这次到法国访问就是他一手安排的。因为是老朋友了，我也故作沉着地说道：“那怕什么?如果我赶不上埃克斯去马赛的火车，你就直接送我去马赛火车站嘛!”话虽然这样说，我的手已经开始很快地收拾行装了。
杜邦说：“没门儿!我才不管你呢。你可以步行去巴黎嘛。走一个星期，我估计你还能赶上去北京的飞机。”
“谢谢。我会认真考虑你这个建议的。”
我和杜邦拿着行李走下楼来，办理了离店手续，然后走出旅店大门。我用留恋的目光最后看了一眼我生活了近三个月的地方，钻进了杜邦的小汽车。我看了看手表，对杜邦说：“还来得及。请你开车往佐敦公园东面绕一下，我得去一个朋友那里取个东西。”
“你这么快就交上朋友啦?难怪你后来不找我了，连个电话也不打。是个法国姑娘吗?”杜邦把车开出旅馆的院门，向右拐上大街。
“你想什么哪?你以为我是你吗?”我想起了杜邦在北京时总要求我给他介绍一位中国女朋友的事情。我笑了。
杜邦也笑了，说：“你当然跟我不一样啦。你根本就没有让我帮忙嘛!她很漂亮吗?”
“不是她，是他。”
“那就是同性恋喽?你可真时髦啊!”
“我告诉你，那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那可就更时髦啦!”
“我说你有没有别的话题?难怪你们法国人在街头酒吧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就一杯啤酒，或者一杯咖啡，一点儿都不闷得慌，原来你们都是在谈论这种话题啊!”
“不不，我们也谈非常严肃的话题。”杜邦一脸认真。
“谈什么?把每周五天工作制改成四天?”
“不是，我们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嘛!”
“得，得，还是谈你们的同性恋吧!”我知道，每当我和杜邦发生争论的时候，他就会提起“文化大革命”来。
“怎么样?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比不过我们的同性恋吧?一比零!”
“还有你们的‘裸滩’!”我知道杜邦对那种集体在海滩上裸露身体的行为颇不以为然。
“你去看过啦?”杜邦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我怎么敢去那种地方?在那些裸男裸女中间，我绝对是个外星人!”
“那你也裸嘛!”
“我们中国人可没有那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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