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可不行，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
“就你这一肚子侦查谋略，不知什么时候再都用到我的身上。我受得了嘛!”
“哎，这就不对了啊!我们俩一起工作可好几年啦。凭良心说话，我什么时候跟你动过谋略?绝对是真心实意!”
“你说什么哪?又走题了吧?”
汽车开进了武夷山市公安局的大院。回到办公室之后，郑建军让王卫红去把刑警队搞文书检验的老齐找来，自己则一连串打了好几个长途电话。
二十四 按图索骥，有人也曾蹲大狱
五云仙宾馆的会议室里非常安静。李艳梅等五人已经在这里坐了10分钟了。大家都没有说话，他们从王卫红的神态上都意识到今天应该有结果了。
郑建军刚才是和王卫红一起来到会议室的，但是一个电话又把他叫走了。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大家这样猜想着，但是谁也没有说出来。
郑建军终于回来了。进屋后，他看了看大家脸上的表情，开门见山地说道：“各位，案子终于查清楚了。这出戏也该收场了。已经一个多礼拜了，现在各位肯定都着急回家。对不对?在这段时间里，各位一直理解并支持我们的工作，而且表现出极大的耐心。我非常感动，非常感激。下面，我就说说情况，也算是向大家做个汇报。”
郑建军看了一眼王卫红，用有些沙哑的嗓音继续说道：“既然是汇报，就得从头说起。对不对?实话实说，刚开始接手这起案件的时候，我们确实怀疑过李艳梅老师。但是经过调查和分析，我们很快就认识到李老师绝不可能是凶手。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假如她是凶手，那她为什么不在孙飞虎死后去销毁证据呢?我指的是那瓶装了呋喃丹的感冒胶囊。只要把那些胶囊扔掉，我们有再大的本事，也很难确定凶手的投毒方法，也就很难确定嫌疑人的范围了。对不对?再说，这可是凶手求之不得的事情。而且李老师在孙飞虎死后多次出入孙的房间，完全具有这个条件。但是她没做。为什么?答案非常简单，她不是凶手，她根本不知道那胶囊里有毒药。对不对?我再换一个角度说，既然凶手应该在孙飞虎死后去销毁罪证，而实际上那个罪证没被人销毁，这说明什么?说明那个真正的凶手一直没有找到销毁罪证的机会。对不对?”
郑建军看了一下听众的反应，继续说道：“还有一个问题，李老师也没拿走孙飞虎枕头里边的那张蝙蝠画。当然啦，假如李老师是凶手，她也可能出于某种目的而故意不拿，甚至有可能就是她放的。但是综合案件中的全部情况，我们认为李老师还是不知道。她根本不知道那枕头里边有一张什么画。对不对?因此，我们认为李老师绝不是凶手。”
“那么凶手是谁呢?”郑建军用探询的目光环视一周，然后换了一个角度，说道：“在这起案子里，那张蝙蝠画，放在孙飞虎的枕头里，这肯定有个说法。对不对?如果说一开始我们还不能肯定的话，那么当你们每人又收到一张的时候，我们就确信无疑了。它肯定跟孙飞虎的死有关。对不对?我们认为，那第一张画肯定不是孙飞虎自己画的，也不是他自己带来的，否则就没有后边那五张了。对不对?别人给他的。为什么给他?很可能是一种信号，凶手送给孙飞虎的，暗示着什么。孙飞虎没给别人看，包括他的妻子。这其中定有奥秘，而且很可能与孙飞虎过去的生活经历有关。对不对?”
郑建军又改变了一个角度，说：“我们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案件的性质。很显然，这是一起预谋杀人案。对不对?临时起意杀人一般不会投毒，也不会搞出这么多名堂。当然啦，凶手预定的杀人方案可能不是投毒，也可能有几个，包括投毒。但是，具体用呋喃丹投毒，这很可能是在孙飞虎得病之后才确定的。那好，既然是预谋杀人，那么在凶手和被害人之间就应该有‘因果关系’。对不对?我得说明一句，我这儿讲的是侦查术语，不是人们一般理解上的‘因果关系’。它是说，凶手杀死被害人是有具体原因的。例如，两人之间有仇或者有某种感情纠纷。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情杀、仇杀，等等。那么本案中的因果关系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肯定和孙飞虎过去的生活经历有关。这就和我们关于那张蝙蝠画的想法合到一块儿了。对不对?于是，我们决定从那张蝙蝠画入手，查找破案线索。李老师说，孙飞虎以前有个朋友曾经送给他一张画，上面就画了这么一只蝙蝠。于是，我们向有关地区和部门发出了协查通报。”
李艳梅插言问道：“为什么我们五个人后来也都收到了一张蝙蝠画呢?”
“那是凶手为了转移我们的视线，给我们下个套儿，让我们认为凶手在你们五人之外。可惜，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我们没上当。”郑建军微微一笑，继续说：“协查通报很快就有了回音，于是我们就得知了一些和本案有关的重要情况。孙飞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被送到了宁夏的‘五七干校’。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个朋友。这人比他大不少，叫蒋蝙蝠，是个老干部。后来在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因为孙飞虎向工作组提供了一份证言，蒋蝙蝠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且被送到了新疆的劳改农场。李老师在家里看到的那张画，就是蒋蝙蝠送给孙飞虎的。蒋蝙蝠喜欢画漫画，而且习惯画一个怪模怪样的蝙蝠来代替自己的签名。这个情况对我们的侦查工作很有意义。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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