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于鹃结账日期的就只有徐承柱吗?身高1米70左右的人多得很;会说唐山话的人也很不少，即使不会也可以学呀;那络腮胡子就一定是真的?在此类案件中伪装作案的比不加伪装的要多得多……一想到这些，我的眼前豁亮起来，思路也宽阔了许多。
然而，我的思路依然难于摆脱已有的思维定势，因为有一个个人特征是无法否定的，于鹃和汪成都认定那个作案人脸部肌肉较厚，两腮是鼓鼓的，用北京话说是“大腮帮子”，这样长相的人并不多，而且正是徐承柱的特征。
“大腮帮子”能伪装吗?我联想着我所见、所闻、所经历的各个伪装作案的事例，终于想起一部法国电影《勇探寻凶》，描述的是一个私人侦探协助警方侦破一起银行抢劫案的故事，那个抢匪为改变自己的面貌特征，在嘴里夹了两个牙医镶牙用的卡子，于是便变成了个“大腮帮子”。
汪成说过，那个歹徒吐字很不清楚，呜里呜涂的，好像舌头不好使，那歹徒会不会也是在嘴里塞了东西?“舌头不好使”如果不借助异物是无法伪装的，嘴里有东西，妨碍着舌头的动作，岂不是要“不好使”?
思路的岔口找到啦!唐山口音可以学，吐字也可以变得不清，但是音质是无法改变的。
我向麦鸥道出最新想法。
“啊呀，你干吗不早说?”麦鸥埋怨着我，“询问徐承柱的时候要是录下音来，有多好?”
我也有些后悔，再去录，有什么借口?师出无名，平白无故地录人家的谈话是侵权行为。
“这有何难?”正在抄写材料的白玉，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咱们有他的录音资料呀，你们忘啦，那回为罂粟粉的事，不是讯问过他吗?”
我和麦鸥连忙跑到档案室，把那次讯问的录音复制下来一小段。带上录音带，我俩又去五福楼。
“不，我听不出，那时我站得很远，在楼梯上，当时又吓得不成，两个耳朵嗡嗡直响，实在听不出。”于鹃很为难，不敢贸然肯定。
“我离得近，那坏蛋的喊声就在我的耳朵边上，”汪成细听一阵，肯定着，“不，这和那个坏蛋的声音不一样。”
“请你再确认一下。”麦鸥把录音又重放一遍。
“不一样，肯定不一样，”汪成肯定着，“那个坏蛋的嗓音比这细，比这高。”
行抢的人不是徐承柱?
十四
排除了徐承柱，我的脑海里立时呈现一片空白，那滋味实在难耐，就像坐在考场上的考生，面对试卷上的作文题目无从下笔，更像一位率军作战的将领眼看着自己的军队败下阵来而束手无策。抓耳挠腮地干着急，能好受吗?
每当陷于这样难耐的处境，我所采取的应付措施便是“暂停”、“稍息”，无病呻吟、无中生有地勉强下笔，能写出什么好文章?还不如“袖手”一段时间，使自己的头脑冷静下来，而后再另起思路，作全新的思考。
为此，我下定决心，毅然“搁笔”，着着实实地睡了个中午觉。
醒来之后，跑到医院去探望一个早就该去探望的受害者。她是个纺织厂的女工，那天下夜班的路上遇到了瓢泼大雨，站在屋檐下避雨的她，见来了一辆出租车，就招手把它叫住。车开到一处工地，突然停了下来，司机把前排座椅放平，爬到后排来。女工已意识到即将要发生什么，开始她只是忍耐，挡着、推着，还劝他、求他不要胡来。可是，那司机就是不听，上来便解她的腰带。她已忍无可忍，便连咬带抓地反抗起来，兽性难抑的司机顺手抄起后货厢里的扳手，猛击她的头部，把她打昏，而后得了逞，发泄完兽欲之后，把她抛出车外，逃之夭夭。
队长把这差事摊到了我的头上，谁想竟是不侦自破，那女工很有心计，上车之前注意看了那辆车的牌号，上车之后还特意看了插在驾驶台上的运营执照，那司机的名字和编号记得一清二楚。
行凶的歹徒已被拘捕，法庭就要进行审理。只是在等着受害人伤愈之后去出庭作证呢。
我的这次探视很令她激动，情不自禁地又把遭受不幸的过程说了一遍，最后，问我怎样到法庭去作证。我怎么敢多嘴多舌，只能告诉她“那是律师的事”。
然而，我的“搁笔”还不到半天便告结束，从医院一回来，我的思绪就躁动起来。纺织女工的叙述，在我的耳际反复萦绕着：开始她只是忍耐着，后来实在忍无可忍时发起了反抗，于是招来了歹徒的袭击……
汪成是怎么说的?他倒地之后便听见于鹃“嗷”的一声尖叫，他醒来时见于鹃倒在门边……
于鹃是怎么说的?“那歹徒把汪成打倒，回过身就给了我一拳，正打在脸上，接着又是一拳，打在了脑门上……”
那纺织女工是因为进行激烈的反抗才遭到了歹徒的袭击，汪成一直处于反抗状态，还呼喊着“找警察”，遭到袭击是必然的。于鹃呢?她没任何反抗表现，本就是站在门边，又倒在门边，原地没动、身上无伤，表明她与歹徒没有任何搏斗，歹徒干吗要打昏她?那歹徒会不会是她引来的?
我总觉得这不像是汪成与于鹃合演的戏，而是于鹃另有搭档，他是谁?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那个丁佐，他也是身高1米70左右，语声比徐承柱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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